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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X先生[1]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脸是我见过的最沧桑的脸：倒不是岁月的折磨留下了什么印记，也不是他的目光里传达出了什么忧伤，而是他眉眼间的无望、厌倦和气馁，记录着他长久的痛苦经历。可他当时只有二十六岁。
他聪明绝顶，在工程领域早已声名鹊起，可谓前途无量——但是却没了前进的动力。他对选择极端地恐惧，一遇到选择就会焦虑——甚至连搬出一个生活很不方便的公寓都要踌躇良久，无法下定决心。他做的工作太低估他的能力，让他渐渐变得麻木、愚蠢，除了例行公事之外什么都不关心。他孤单得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孤单，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友谊，他几度萌芽的浪漫也都早早夭折——他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做心理治疗，他急于弄清导致他现在的状态的原因，因为好像一切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一样。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但也还不算太糟，比起很多孩子的童年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过去没有过什么太多的创伤，没受过什么惊吓，也没有过度的失望和悲伤。但是他如今的麻木不仁已经让他无法感受身边的事物，也不再追求任何东西。他看上去就好像是一摊灰烬，但是没有人能帮他找出曾经的火焰来源何处。
至于他的童年，我问过他他喜欢什么（是什么，不是谁），“我什么都不喜欢。”他回答——然后他很不确定地记起一个玩具好像还让他提起过一些兴致。还有一次，我跟他说起一个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暴露了社会的很多不理智和不公正，他轻描淡写地应着，告诉我：“这倒是不怎么好。”我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他很激愤。“你知道吗，”他不紧不慢地答道，“我从来都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激愤起来。”
他的很多哲学观点不太正确（这些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一门当代哲学课），但是他的精神目标和动力看起来却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懵懂挣扎。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他不应该陷入这样痛苦的心理状态。
然后有一天，我们恰好在闲聊理想在艺术中的作用，他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几年之前，他看过一部半浪漫主义的电影，感受到了一种溢于言表的感觉，尤其是对一个时刻不忘自己事业前途的实业家更是万分喜爱。X先生对此的描述断断续续，但是他很清楚地表示他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对这一个角色的钦佩：更是一种遥望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他感觉到的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那是我想要的生活。”他如是说。他的目光在闪烁着，他的声音是迫切的，他的脸是充满生气的、年轻的——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他真的好像在恋爱。然后，那种灰色的死气沉沉又回来了，他旋即变得痛苦而忧伤：“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因为我在看电影时的感受。”“对不起自己？为什么？”我问。他答道：“因为我觉得之所以我对电影里的实业家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的内心在作怪。我的内心总有一些不现实的想法在萌动，生活不是那样的……”
我感到浑身战栗。无论他的心理问题从何而来，这一点就是一切的关键；他的怪异状态不是因为他的不道德，而是因为他的道德背叛。一个人为什么要因为心灵中最闪光的东西而感到对不起自己呢？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盼头呢？
（最终拯救X先生的是他对理性的执着；他认为理性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不知道理性的完整含义以及在生活中的运用；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石在他最艰难的岁月中苟存下来，最终帮助他重获新生——让他一直故意否定的灵魂被重新被认可、被释放出来。如今，他已经辞掉了之前的工作，做了很多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事，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他做着他喜欢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依然在与他的过去给他留下的一些东西斗争着。我建议读者先去看一下我在本文开头介绍的X先生，因为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最近刚刚看到他的一张快照，他在相片中灿烂地笑着。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唯一能够对应他在这一笑中彰显的人格的，唯有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
有无数的案例都与此类似；这仅是我经历过的最典型、最撼动我的一例。类似的悲剧在我们的身边不断上演，很多案例让人很难发觉——这就好像是一间灵魂的拷问室，有些时候我们能够依稀听到痛苦的哭号，但是瞬间又恢复了寂静。在这些案例中的人都兼有“受害者”和“杀人犯”的属性。所以他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可想而知。
人的灵魂是自造的——所以人格是由人的假设，尤其是价值观假设决定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青少年时期——浪漫主义艺术就是他获得道德的人生观的主要渠道（在当今社会几乎是唯一的渠道）。（在之后的岁月中，浪漫主义艺术也是他体会这一人生观的唯一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