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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现代文学。
人——人的本质，人性中具有形而上学重要性、具有意义的元素——在如今的文学作品中是以酒鬼、吸毒者、性变态、杀人魔和神经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题材基本上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女人对一个搞马戏团杂耍的笨蛋的暗恋；或者孩子先天左手生有六指的已婚夫妇面临的凄惨状况；或者一个十分有教养的年轻人却无法说服自己不去公园里谋杀路人，而他杀人纯粹是为了好玩。
所有这些都披着自然主义“生活片段”或者“现实生活”的外衣——但是这件老旧的外衣早已衣不蔽体。一个统计派的自然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弟子所不能回答的常见问题是：如果依据伟人和天才在数量上的稀少，他们不能代表人类，那么疯子和怪物又怎么能代表人类呢？为什么满脸胡子的女人比天才更有普遍的意义呢？为什么杀人犯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天才不是呢？
无论自然主义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答案其实就在自然主义最基本的形而上学假设中：作为现代哲学的副产物，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反人类、反思维、反生活；作为利他主义的副产物，自然主义是对道德判断的疯狂逃避——一种有关怜悯、忍耐和饶恕的旷日持久的哭号。
文学的车轮不停地旋转着。人们今天看到的自然主义已经不是自然主义了，而是象征主义；对人的形而上学观点已然取代了纪实的、统计学的观点。但是这是带有原始恐惧的象征主义。根据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观点，堕落代表了人真实、基本、形而上学的本质，而美德不能；美德永远都是意外、例外、出离于现实之外；因此，怪物可以表现人的根本性质，然而英雄不能。
浪漫主义也没有把英雄表现为统计学上的平均，而是把英雄作为人类最高、最优异的潜质的抽象，这涵盖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在不同的程度上成为这样的一个英雄。由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同样的方式，然而却基于截然相反的形而上学假设，当今的作家没有将怪物表现为统计学的平均，而是把它作为人类最下贱、最邪恶的潜质的抽象，他们也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怪物，所有人本质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怪物——其实他们不认为怪物的性质仅仅是潜质，却是潜藏的现实。浪漫主义者的英雄“大于现实中的人”；而现在，怪物恰恰“大于现实中的人”，或者不妨这样说，人被描绘得“小于现实中的人”。
如果人坚持理性的哲理，包括坚信他们具有意志，那么这些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便能够引导他们、启发他们。如果人坚持非理性的哲理，包括坚信他们只是无助的傀儡，那么这些小说中的怪物形象便会让他们进一步地相信自己的看法；于是他们会觉得：“你看，我还没有那么糟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