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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面，光走得很慢，透过后墙上窗户周围塞着的油纸挤进来以后就没劲了，在土地面上歇息着，无法够到戈尔登·格雷的腰部以上。屋里最大的家具就是壁炉。很干净，预备好了生新火，用打磨好的石头支撑着，上面有两个放水壶用的金属架支出来。说到其它的东西：有一张木头框子的帆布床，一床铁锈色的羊毛毯子，整齐地铺在又薄又凹凸不平的床垫上。不是玉米芯的，当然也不是羽毛或者叶子的。是破布的。完全没用的零碎布头，胡乱塞在了褥套里面。床垫子让戈尔登·格雷想起了特鲁·贝尔为让“国王”睡在她脚边给它做的那个枕头。给它取了一条很威风的公狗的名字，可其实是一只没有个性的母猫，就是因为这个特鲁·贝尔才喜欢它，让它待在身边。没想到这儿有两张床、一把椅子。住在这里的人是独自在桌旁坐着的，却有两张床：那一张放在第二间屋里，屋门要比房子本身的大门更结实，做得更好。在那间屋子、那第二间屋子里，有一只箱子，一条绿色女式连衣裙叠好了放在箱子里的最上头。他乱翻乱看，要多随便有多随便。掀开箱盖，看见了裙子，本来还要往深里翻，可那条裙子让他想起了早就该想到的：另一间屋里那个张着嘴喘气的女人。他是觉得如果他不去管她，她就会醒来、跑掉，让他得以解脱，不必去作选择吗？还是觉得她会死掉呢？反正都是一码事。
他在回避她，我知道。已经做下了那件大事，那件难事：回去把那姑娘从刮到他裤子的杂草中搬出来，不去看她那可以看见的私处，惊诧地得知那里长着毛，一旦干了，就浓密得得用指甲分开了。他也尽量不去看她脑袋上的头发，不去看她的脸庞，而是转过脸去看草叶。他早已见过她那双鹿眼，透过雨幕盯着他，一边后退一边盯着他，身体一边开始逃跑一边盯着他。可惜她没有一只鹿的感觉，没有朝她要逃跑的方向看上一眼，及时看见那棵高大的枫树，及时。他回去找她的时候，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儿——她可能已经爬起身跑了——不过他相信，也希望那双鹿眼会闭上。突然间，他丧失了自信。它们可能是睁着的。他很感激它们不是睁开的，这给了他足够的勇气去抬她。
摆弄完行李之后，他进了院子。阳光打在他脸上，让他睁不开眼睛，他就用手遮住眼睛，从手指缝里向外窥视，直至安全。他重重地叹了口气，那是一种如饥似渴的深呼吸，为着所有生命，尤其是他的生命所要求的那种勇气和不屈不挠。你看到了远处的田野么，在风中飒飒作响、蒸发着水分？黑鹂的利刃不知从何处冒出，一阵挥舞，然后离去？看不见的动物的气味在酷热中加重了，现在又同失去控制的薄荷和某种需要采摘的水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没有人在看他，可他表现得好像有人在看一样。就是那样。举止文雅，就仿佛你一直处在一个敏感而随便的熟人的审视之下。
她还在那儿。因为睡在车顶下的阴影里，几乎难以辨别出来。关于她的一切都是狂暴的，起码看起来如此，可那是因为她在那件长外套下面裸露着；戈尔登·格雷没办法不相信，一个裸露的女人会在他的怀里爆炸，或者更糟，他会在她怀里爆炸。应该把她跟那些破布片一起塞进褥套，缝紧了，好把她身上那些看得见的凸起和刺激人的部位藏起来。可是她就在那里，不可避免的话，他只好到阴影里去找她的脸，还有她的那双鹿眼。那双鹿眼是闭着的，感谢上帝，不要让它们轻易地睁开，因为上面还凝着血迹。有一片皮从她额头上耷拉下来，伤口中流出的血遮住了她的眼睛、鼻子和一边脸颊，凝结了。不过，比血更黑的是她的嘴唇，厚得足以嘲弄他，令他心碎。
我知道他是个伪君子；他在刻意促成一个故事，好让自己讲给别人听，自然了，也讲给他的父亲听。他是如何驾车走在路上，看见并且救起了这个黑人野姑娘，没有恶心。我没有觉得恶心。看哪，这儿，这事是如何毁了我的外套，弄脏了一件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的衬衫，而且没法再洗了。我有一双小牛皮做的手套，可我没有戴上它们来扯起她，抬动她。我是用我自己光着的双手做的。从杂草丛搬到车上；从车上搬到这座可能属于任何人的小房子里。随便什么人。我一进屋就把她放在木头帆布床上，因为她比看上去的要重，匆忙中我忘了先把毯子掀起来给她盖上。我想，我当时想到血会弄脏了床垫子。可谁又看得出它是不是早就弄脏的？我不想再抬她一遍了，于是我进了另一间屋子，把我在那儿找到的一条裙子拿来了，尽量把她盖好。她那时比我给她盖衣服之前显得更赤身露体，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在撒谎，这个伪君子。他满可以打开他那胖胖大大的行李箱，从两条手工刺绣的床单中拿出一条，哪怕是用他的更衣袍给那姑娘盖上。他还嫩着呢。太嫩了。他还以为他的故事很棒，如果讲得恰如其分，他的诚心诚意、他的光明磊落会给他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可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想为这次巧遇吹牛，像一个游侠骑士那样吹嘘自己是多么冷静，如何把长钉从怪物的心上拔下来，再把活气吹回到那喷火的鼻孔里面。只是，这个不长鳞片、不喷烟吐火的怪物更可怕，因为她是一个脸上淌血的姑娘，有着动人的部位，有着明亮的眼睛和令你心碎的嘴唇。
他干吗不擦擦她的脸呢，我纳闷。也许这样她会显得更野蛮。被援救的形象显得更生动。如果她爬起来用爪子抓他，就更让他感到满意了，也印证了特鲁·贝尔的告诫，说的是一个人救了毒蛇，护理了毒蛇，喂养了毒蛇，到头来却发现，他在世上学到的最后一课就是，毒蛇的本性是不可救药的。噢，但是他很年轻，年轻而且受了伤害，所以我原谅了他的自欺欺人和他那漂亮的、虚假的手势；后来当我看到他迫不及待地呷着找到的甘蔗酒、操心着他的外套而不去照顾那个姑娘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恨他了。他的行李箱里放着一把手枪和一个银质烟盒，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坐在桌旁唯一一把椅子上，盘算着换上新衣裳，因为他身上穿的那件接缝处和袖口还湿着，被汗水、血水和泥水弄得很脏。他要不要把前院那把破摇椅拿进来？去查看一下马？他正想着那个，想着他的下一步行动，这时他听到了缓慢、沉闷的马蹄声。他瞥了一眼那姑娘，认准了她的裙子和血都没有动过，便打开门向院子里偷偷望去。平行于栅栏向他飘行而来的是个跨骑在骡子背上的黑人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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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是要说“早安”的，虽说时候已不早了，可是他以为那个从台阶上东倒西歪地走下来的男人是白人，未经允许是不能跟他说话的。再说也喝醉了，他想，因为他身上的衣裳是那种聚会过后不是睡在妻子床上而是睡在自家院子里、等狗来舔他脸的时候才醒来的绅士穿的。他以为这个白人，这个喝醉了的绅士正在找亨利先生，等着他，马上就要野火鸡，马上就要，妈的——要么就是羊皮，要么，甭管什么东西，反正是亨利先生答应给他、欠他或是卖给他的。
“你好。”醉绅士说。如果说那个黑人男孩有一刹那怀疑过这人是不是白人，那么，他打招呼时脸上毫无笑意的微笑则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