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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和维奥莱特想都不会去想——为一顿并没有错过的饭花冤枉钱，还要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甚至更糟的是，要被一张桌子隔开。现在不行。跳了一路舞，刚刚到了大都会的嘴边，这时候可不行。他们站在过道里，她的胯骨蹭着他的大腿，两人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微笑。他们还没到呢，大都会已经在对他们说话了。他们在跳舞。他们同另外一百万人一样，胸口怦然心动，双脚受制于下面的铁轨，向窗外望去。大都会从见到的第一眼开始就和他们一起舞蹈，已经证明了它是多么爱他们。像另外一百万人一样，他们已经等不及要到那里去回报它的爱了。
有些人对此就反应迟钝了，他们先从乔治亚到了伊利诺伊，到了大都会，又回到乔治亚，再去了圣地亚哥，最后终于摇着头，向大都会认了输。其余的人立即明白了这是给他们预备的，这座大都会，独一无二。他们一时兴起，因为它就在那里，为什么不去？他们作了周密计划，来来回回通了许多封信摸清底细，知道怎么来，花多少钱，到哪儿，之后就到了这里。他们是来看一下的，然后就忘了回去侍弄高高矮矮的棉花。不管是不是不体面地遭到解雇，是不是被人违约辞退，是不是未经通知就给撵走，反正他们逗留了一阵子，然后就想象不出更好的地方可待了。还有的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亲戚或同乡说：哥们儿，你在临死之前一定得来这儿看看；要么就是：我们现在有地方待了，赶紧收拾行李来吧，别带高鞋。
不论他们是怎么、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来的，他们的脚底板刚一沾上这儿的人行道——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啦。哪怕他们租住的房间比小母牛的牛棚还要小、比早晨的厕所还要暗，他们还是留下来看自己的同类，在观众中间听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走在大街上、在几百人中间，这些人走起路来样子是相同的，这些人说起话来，不论口音如何，对待语言就像摆弄同一种复杂的、听话的玩具，而玩具就是为他们的游戏设计的。他们之所以爱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留在身后的幽灵。是二十七营的退役老兵消沉的意气，他们疯了似的为长官效劳，长官却背叛了他们。是数千人因为恶心而呆滞的眼睛，他们被阿穆尔先生、斯威夫特先生和蒙哥马利·沃德先生带来制止罢工，然后又因此被解雇了。是两千名加尔维斯顿码头搬运工人的破烂鞋子，马洛里先生永远不会像对待白人那样付给他们每小时五十美分。是合十祈祷的手掌，焦躁不安的呼吸，逃亡者们安静的孩子，他们来自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斯堡、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因为丧心病狂的白人已经在家乡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口吐白沫了。
黑人逃避贫困和暴力的浪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到一九○六年乔和维奥莱特加入时，已经趋于稳定了。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是乡下人，可乡下人是多么快就忘本了呀。他们爱上了一座城市，准备永远爱下去，仿佛就是永远的了。就好像从没有过一时一刻不爱它。他们刚一抵达火车站，或者从渡船上下来，瞥见轩敞的大街和照亮大街的奢侈的街灯，就立即知道，他们是为此而生的。在那儿，在一座城市里，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自我那样新鲜：他们那更强壮、更危险的自我。刚开始，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还有二十年后，他们和大都会一道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太热爱自己的这一部分了，以至于忘记了热爱别人是什么感觉——如果他们还爱过别人的话。我并不是说他们恨别人，不，只不过他们爱的方式开始像一个大都会人了：女学生从来不在红灯前停下来，而是把街道前前后后打量一通再从人行道走下来的那种方式；还有，男人们是如何适应高楼大厦和小小的门廊的，一个女人在人群中走动时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她的侧影在东河的背景下是多么怵目惊心。知道灯油或者一件日常用品在附近的街角就能买到、用不着跑上七英里远时，她在厨房里干家务的那份悠闲自得；推开窗户就能几个钟头地对着下面马路上的行人出神的那种令人惊讶的劲头。
那一切很少能助长爱，不过倒的确能榨出欲望来。一个女人，如果独自一人倚在乡间大道旁的栅栏上，会把一个男人搅得热血沸腾，可要是在大都会，他可能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不过，如果她甩着皮包、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穿着高跟鞋匆匆疾走，或者手拿一瓶凉啤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鞋子挂在脚尖上晃悠着，这个男人就会对她的姿态，对石头台阶上的娇嫩肌肤，对大楼向那小巧的、晃悠的鞋子施加的重重压力作出反应，就会被她勾去了魂儿。然后他会想，他要的是那个女人，而不是什么石头的曲线和一只在阳光中进进出出地晃动的高跟鞋的组合。他会马上明白这是场骗局，是形状、光线和动作的把戏，可这仍然无所谓，因为骗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肺部在一张一弛。大都会里没有什么空气，可是有呼吸，每天早晨都在他体内像笑气一样飞快穿过，让他的眼睛、他的谈吐和他的期望焕发光彩。用不了一会儿工夫，他就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忘记了苹果树老得枝杈都垂到了地上，你得哈腰或者蹲下身才能摘到果子。他忘记了过去的太阳好像一个完好的乡间鸡蛋黄，浓浓的，橘红橘红的，总是从天边悄悄溜上来；他并不想念它，从不抬头看看它怎么样了，也不看看被刺眼的、多余的街灯映得若有若无的星星们怎么样了。
那种诱惑力持久不退，失去控制，抓住了孩子、年轻姑娘、各式各样的男人、母亲、新娘和酒吧里买醉的女人。他们一旦顺利地到达了大都会，就觉得更自如了，更像是他们一直相信自己原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了。什么都不能把他们从那里撬走；大都会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样子：奢靡，温暖，吓人，到处都是和蔼可亲的陌生人。怪不得他们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怪不得在他们没有彻底忘记天空时，就把天空当作有关日夜时辰的一小片信息。
然而我看见过大都会弄出的不可思议的天空。绝对没想过搬出大都会的搬运工人和餐车服务员，有时候会长篇大论地谈起他们从列车窗口看到的乡下的天空。可是，没有什么比得上大都会的夜空。它能够把自己的表层抹去，变得比海洋本身更像海洋，幽深而没有星星。它接近楼群的顶部，靠近你，比你戴的帽子离你更近，这样一种城市的天空迫近了又退回去，迫近了又退回去，让我想起了情人们未被发现时那种自由但是非法的爱。我望着它，这笼罩在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上方的夜空，就能够不再梦想我所知道的东西是在海洋里，以及它所喂养的海湾和支流中：一架双座位的飞机，机头插在污泥里，驾驶员和乘客两个人目不转睛地望着成群的青鱼游过；装在帆布袋子里的钱被海水泡咸，或者从那用来永远箍住它们的金属带子里露出边缘，轻轻飘摆。它们就在下面，同那些龙虱和从鱼鳍甩出的鱼卵待在一起，同那些选错了父母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同那些从过时的楼房上撬下来的卡拉拉大理石板待在一起。那儿还有瓶子，用美丽得可以同星星媲美的玻璃制成，我是看不见头顶的星星的，因为城市的天空把它们藏了起来。不然的话，如果它愿意，它能给我看从合唱队姑娘的金银线长袍上剪下来或者在情人们眼中映出的星星，这些情人在幽深的、可以伸手摸到的天空的压迫下，鬼鬼祟祟而又快乐无比。
然而城市的天空所能做的还不止于此。它能变成紫色，同时保留一颗橘红的心，这样，大街上人们的衣服就会像舞厅里的装束那样闪闪发亮。我见过女人们把衬衫在煮沸的糨糊里面搅动、用最细密的针脚缝长统袜，一个姑娘在炉边烫直她姐姐的头发。与此同时，遭到忽视、像易洛魁人（即北美印第安人。）一样美丽的天空从她们窗前飘过，也从正在卿卿我我的自由而非法的情人们窗前飘过。
乔和维奥莱特同火车一道跳着舞进入大都会二十年后，他们仍旧是夫妇，彼此却不怎么说话了，更别提一起开怀大笑，或者表现得好像大地是舞厅的地板一样了。他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还记得那些日子，还想让它们回来；虽然还记得当初的情形，却根本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所以他就在别处给自己找了个伴侣。他从一个邻居那儿租了一个房间，这个邻居很清楚自己这个决定到底值多少钱。他每个星期租六个小时。这时间足够让城市的天空从淡淡的冰蓝色变成有一颗金色的心的紫色。当太阳西沉，这时间也足够让他告诉新欢一些他从未告诉过妻子的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比如黄昏时分小河边的木槿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在那样的光线里，他几乎连自己的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都看不见，又怎么可能看见她的手呢，就算她真的决定了从树丛中伸出手来，最后一次向他证实她千真万确就是他的母亲？就算得到证实将让他感到耻辱，他还是会成为弗吉尼亚最幸福的孩子。就是说，假如她决定了把手伸给他，听他一次，照他说的去做，以某种方式说一声是，哪怕实际上说的是不，他就会明白了。还有，他是多么愿意抓住这个蒙受羞辱、同时又满心感激的机会啊，因为得到了证实就意味着二者一起到来。她的手、她的手指穿过木槿花，摸到他的手；也许还让他摸她的手。他是不会抓住它不放，死拉硬拽把她从树丛后面拖出来的。也许她怕的就是那个，可他是不会那样做的，而且也这么跟她说了。就像这样，他说，给我看看你的手就行，他说，那样我就知道了，难道你不明白我非知道不可吗？她什么话都不用说，尽管还没有人听见她说过一句话呢；不一定是语言；他并不需要语言，甚至没想过要语言，因为他知道语言是会说谎的，会烧得你热血沸腾然后就无影无踪了。她甚至不必说出“母亲”这个词。用不着那种东西。她要做的只不过是给他一个表示，把手从树叶中间、从白色花朵中间一下子伸过来，那就足以说明她知道他就是那个孩子，她十四年前生下的儿子，被她遗弃了，但离得不是太远。远得刚好让大家都烦透了，因为她并没有彻底走掉，又近得足以吓着大家，因为她四处乱窜，神出鬼没，还在甘蔗田里用低低的、甜甜的女婴的声音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