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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曾经听他说起过我，要邀请我到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回答说很愿意去，但我已经和女朋友约好一起过。雷蒙立即说他那位朋友也请我的女友去。因为那位朋友的妻子一定很高兴在一堆男人中有个女伴。
我本想立刻把电话挂掉，原因是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这些雇员打电话。雷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在晚上向我转达那位朋友的邀请，但他有别的事要提前告诉我。他今天一直被一帮阿拉伯人钉梢，那帮人中有一个就是他那前姘头的兄弟。“你今晚回家的时候，如果发现这帮人在我们住处附近活动，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我回答说当然不在话下。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这使我有点心烦意乱，因为我以为他又要教训我少打电话多干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计划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负责市场业务，直接与那些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被派往那儿去工作。这份差事可以使我生活在巴黎，每年还可以旅行旅行，“你正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你会喜欢的。”我回答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于是，他就问我是否不大愿意改变改变生活，我回答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老板显得有些扫兴，他说我经常是答非所问，而且缺乏雄心大志，这对做生意是糟糕的。他说完，我又回去工作了。我本想不扫他的兴，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来，我还算不上是个不幸者。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当我辍学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她反问。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我们就结。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不过说了一声同意。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会儿，无言地瞧着我，然后又说，她只不过是想搞清楚，如果这个建议是来自另一个女人，而我跟她的关系与我跟玛丽的关系同属于一种性质，那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会。”于是，她心想自己是不是爱我，而我呢，对此又一无所知。她又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低声咕哝说我真是个怪人，她正是因为这点才爱我的，但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讨厌我。我没有吭声，无话要补充。她见此，就笑着挽着我的胳臂，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结。这时，我跟她谈起了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去见识见识巴黎。我告诉她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她就问巴黎怎么样。我对她说：“很脏。有不少鸽子，有些黑乎乎的院子。人们有白色的皮肤。”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全城几条大街。街上的女人都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注意到了，还说由此她对我有所了解了。此后片刻，我们俩人都一言不发。但我还是想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们可以到塞莱斯特那儿去吃晚饭，她说想去，但她有事。于是，在我住处的附近，我对她道了再见。她瞧着我说：“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倒很想知道，但我没想去问她，对此，她显出要责怪我的样子。见我有点尴尬，她又笑了起来，把身子往我面前一靠，给了我一个吻。
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在我已经吃起来之后，走进来一个怪怪的小个子女人，她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的桌旁。当然可以。她的动作急促而不连贯，两眼炯炯有光，小小的面孔像圆圆的苹果。她脱下夹克衫，坐了下来，匆匆地看了看菜谱。她招呼塞莱斯特过来，立刻点了她要的菜，语气干脆而又急促。在等主菜前的小吃时，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小块纸片与一枝铅笔，提前结算出费用，然后从钱包里掏出这笔钱，再加上小费，分文不差，全数放在面前。这时，主菜前的小吃端上来了，她狼吞虎咽，很快就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枝蓝铅笔与一份本周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因为那本杂志有十几页，所以她整个用餐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圈圈点点。不一会儿，她吃完起身，以刚才那样机械而麻利的动作，穿上夹克衫就走了。我无事可做，也出了饭店，并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缘上走，步子特别快速而稳健，她径直往前，头也不回。终于，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我自己也就往回走了。当时，我觉得她一定是个怪人，但这个念头一过，我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房门口，我遇见了沙拉玛诺老头儿。我请他进去，他告诉我，他的狗的确丢了，因为它不在招领处。那里的管理人员对他说，那狗或许是被车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是否可以打听得清楚。人家告诉他说，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是不会有记录的，因为每天司空见惯。我安慰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满可以另外再养一条狗，可是，他提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跟这条狗在一起了，他这话倒也言之有理。
我蹲在床上，沙拉玛诺坐在桌子前的一把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搁在膝盖上。他戴着他那顶旧毡帽，发黄的小胡子下，嘴巴在咕哝咕哝，语不成句。我有点儿嫌他烦，不过，此时我无事可做，又没有睡意，所以没话找话，就问起他的狗来。他告诉我，自从老婆死后，他就养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时，他一直想要弄戏剧，所以在军队里的时候，他是歌舞团的演员。但最后，他却进了铁路部门。对此，他不后悔，因为现在他享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来说，他俩过习惯了。老婆一死，他倒特感孤独。于是，他便向同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用奶瓶给它喂食，因为狗比人的寿命短，所以他们就一同都老了。“它的脾气很坏，”沙拉玛诺老头儿说，“我经常跟它吵架。不过，它终归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条良种狗，沙拉玛诺听了显得很高兴，“您还没有在它生病之前见过它呢，它那身毛可真漂亮。”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之后，他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涂抹药膏。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该走了。我对他说他还可以再待会儿，我对他狗的事感到难过。对此，他谢了谢我。他还说我妈妈很喜欢他的那条狗。说到妈妈，他称之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想必我在丧母之后一定很痛苦，说到这里，我没有吱声。这时，他急促而不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附近这一带的人对我颇有非议，只因我把我妈妈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对妈妈的感情很深。我回答说，我对这种非议迄今一无所知。既然我雇不起人去伺候我妈妈，我觉得送她进养老院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回答，现在我也说不清）。我还补充说，“很久以来，她一直跟我无话可说，她一人在家闷得很，到了养老院，至少可以找到伴。”这话不假，沙拉玛诺也这么说。然后，他起身告辞，想去睡。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小里小气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做，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痂。他微笑了一下，在走出房门之前，说：“我希望今天夜里外面那些狗不要叫，否则我会以为是我的狗在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