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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日本重新掀起漱石热，出版界先后发行各种有关漱石文学的论文与书籍，各地纷纷举办多项纪念活动，曾经刊载漱石小说的《朝日新闻》，也再次连载他的作品。
夏目漱石的小说问世至今逾一世纪，尽管他的写作生涯仅有短暂的十年，但几乎每部作品发表后，都立即获得热烈回响。从作品的发行量来看，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在作家去世后，反而比他生前更广泛受欢迎。譬如“后期三部曲”之一的《心》，战前曾被日本旧制高中（今天的大学预科）指定为学生必读经典，20世纪60年代，还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再如这次出版的“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后来的事》与《门》，今天仍是日本一般高中推荐的学生读物。
根据调查，迄今为止，与夏目漱石有关的文献、论文、评论的数量已多达数万，上市的单行本则超过一千以上。不仅如此，同类的书籍与印刷物现在仍在继续增长。可以说，阅读漱石文学在日本已是读书人必备的学识修养，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为什么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漱石小说仍然广受热爱？简单地说，因为这位著名作家笔下所描绘的，是任何时代都不褪色的人性问题。只要我们身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就得面对各种抉择，即使是跟爱情无关的决定，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与对立。就像《三四郎》里的三四郎、美祢子、野野宫和金边眼镜的男子构成四角关系，《后来的事》里的代助、三千代和平冈之间上演的三角恋情，或者像《门》里的宗助与阿米，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去”，使他们遭到亲友和社会的唾弃。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感情抉择，或经历相同的自我矛盾，时而犹豫是否该为友情而放弃爱情，时而忧虑或因背德而被社会放逐。读者在阅读漱石小说的过程中，总是能够不断获得深思的机会。我们看到三四郎对火车上的中年男人心生轻蔑，脑中便很自然地浮起自己也曾腼腆的青春岁月；我们读到美祢子在炎夏指着深秋才能丰收的椎树质疑树上没有果实，心底便不自觉地忆起忸怩作态的花样年华；就连高等游民代助不肯上班的托词：“为什么不工作？这也不能怪我。应该说是时代的错误吧。”也令现代读者发出会心一笑，并讶异漱石在一百年前就已预见21世纪的啃老族。
漱石小说能够广为传播的另一个理由，是作家的笔尖时时顾及“教育性”。漱石的作品里找不到花街柳巷的描写，也没有男欢女爱的场景，更看不到谷崎润一郎或江户川乱步等人常写的特殊性癖。漱石开始为“东京朝日”撰写连载小说之前，甚至被归类为“无恋爱主义”。即使其后发表的《后来的事》与《门》是所谓的不伦小说，但内容着重的是当事人的心理纠葛，而非肉体关系的刻画。即使在人妻三千代刻意挑逗丈夫的好友代助时，漱石也只以“诗意”两字一笔带过。
然而归根结底，漱石文学能够长久流传后世的主因，还是应该归功于作家的自我期许。研究“漱石学”的专家曾指出，夏目漱石的假想读者涵括了三种类型的人物：一是像“木曜会”成员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二是当时的“东京朝日”订户；三是“素未谋面，看不见脸孔”的另一群人。换句话说，从下笔的那一瞬起，夏目漱石已把属于未来世界的你我列入了阅读对象，他是倾注整个生命在为后代子孙进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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