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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没有人不曾品尝过暂时或在一段时期内遭人讨厌甚至排斥的滋味。也许那种感觉仅仅是无所谓，或淡淡的烦恼，但也有可能是受伤。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真的品尝过遭人痛恨的感觉—因为某些我们无法控制和改变的事而遭人痛恨。出现这种事的时候，假使知道这种厌恶或痛恨是不公正的—知道自己并非罪有应得——应该就会得到些许安慰。而如果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情感力量或者支持，那么这种伤害可能会减弱乃至完全消失。我们把这视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压力（无论是轻微的还是颇具杀伤性的）。
最初动笔写《最蓝的眼睛》时，我的兴趣其实在别处。不在于对他人的轻蔑给予反击，不在于以牙还牙的手段，而在于把排斥视为理所应当和不言而喻的态度所导致的巨大悲剧和致命后果。我知道，有些严重自暴自弃的受害者最后会变得危险、暴力，会重蹈曾一次次侮辱他们的敌人之覆辙。另外一些则会抛弃自尊，融入一种能够创造自己所缺乏的强势人格的体制。然而，更多的人会跨越阻碍，继续成长。但是，也有些人会就此在沉默和无名中湮灭，连表达或承认的声音都不曾发出。他们无声无息。可以说，在自我还没有长出“双腿”的时候， 孩子们的自尊心会迅速而轻易地消亡。当年轻具有的脆弱性与冷漠的父母、不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及一个用自己的语言、法规和形象来强化绝望的社会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注定会走上通向毁灭的旅程。
因此，这部作品，我的第一本书，是想走进一个出于年龄、性别和种族原因，最不可能抵挡这种毁灭性力量的人的生活。叙述从一个凄惨的精神谋杀故事展开，主人公无法独自承担，因为她的被动处境致使她的叙述缺失。于是我虚构了几个熟悉，甚至同情她困境的朋友和同学，只不过这些人具有两点优势：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活跃性。然而这些还是无济于事。她们没能把自己的朋友从那个世界中拯救出来。她崩溃了。
这部小说源于我在童年时代与某位朋友的一次谈话。那时我们刚上小学。她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环顾四周，在脑海中描画她拥有蓝眼睛的样子，发现自己强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愿以偿后的模样。她言语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为了唤起某种同情，于是我装作很同情，然而事实上，她提出的这种亵渎自我的想法让我极为震惊，我对她感到“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美丽、可爱、善良和丑陋，而尽管我以前必定经常使用“美丽”一词，却从未体验过它带来的震撼—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