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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痛苦的那方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双重嫉妒，确切地说，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嫉妒在他脑海中相互追逐。一方面，他在想：“这一切全是荒谬的，纯粹是自命清高的无稽之谈，完全是伪善的欺骗。”另一方面，又在想：“万一——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万一——其中有点道理呢？”万一文学或基督教中真有点什么呢？假如他真的进入了一个大家以前都以为不可能存在的新世界，那该怎么办呢？果真如此，多不公平！为什么非得是他？这个新世界为什么从未向我们开启？“一个黄毛丫头，一个目中无人的臭小子，这些奥秘难道会向他们揭示，而对长辈们隐藏？”显然，这种想法令人难以置信、无法容忍。于是，嫉妒重新兜回到“全是荒谬的”这种假设上去了。
遇到这种情况，父母的处境要比兄弟姐妹好得多。因为子女不了解他们的过去，所以，不管这位弃旧者的新世界是什么，他们总可以宣称，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彻底醒悟，从中走了出来。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的。”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令人满意的了。因为这句话说的是未来，所以眼下不可能遭到驳斥。话虽刺耳，但因为用的是如此娇惯的口吻，所以也很难让人怨恨。更妙的是，长辈们可能真的这样认为。最妙的是，这句话也许最终成为现实，即便没有成为现实，那也不是长辈们的错。
“孩子，孩子，你这些放荡的行径会令妈妈心碎。”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恳求，在过去也许多半是正确的。以前，当一名家庭成员没有达到整个家庭的伦理标准，去做坏事——赌博、酗酒、嫖妓时，情爱会受到深深的伤害。不幸的是，今天，超出了家庭的伦理标准几乎同样可能令妈妈心碎。情爱这种保守的固执，会在家庭和国家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国家的层面上，我们有一种自戕式的教育，即，不允许好学生进入高级班级，因为这样做不民主，可能会伤害懒惰、愚笨的学生的自尊心。情爱对弃旧者的羁绊，也可能成为一种家庭的自戕。
情爱的这些扭曲主要与它作为需求之爱有关。然而，作为给予之爱，情爱同样可能产生扭曲。
我想到几个月前去世的菲吉特太太。看到她的家人在她去世后精神大振，确实令人吃惊。她的丈夫不再拉长着脸，开始会笑。我原来一直以为她的小儿子是个乖戾、满腹怨恨的小家伙，现在发现他竟然很有人情味。她的大儿子以前除了睡觉，几乎从不回家，现在差不多总呆在家里，而且开始重新布置花园。她的女儿一向被视为“体弱多病”（我从来没弄清楚她的病由何在），现在却开始学习骑马（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通宵跳舞、尽情地打网球。就连那只狗，以前没有人领着从来不许出门，如今也成了他们那条路上最为人熟悉的身影。
菲吉特太太常常说自己为家人而活。这话不假，街坊人人都知道，都称赞说：“她一切都为家庭，真是位贤妻良母！”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洗衣活。说实话，洗得并不干净。其实，他们有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也常常哀求她不要自己洗，但她坚持这样做。每天，在家的人都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午饭，夜里（即便是仲夏时节）也总有热饭热菜等着他们。他们哀求她不要为他们准备，几乎含泪（真心地）抗议，说自己喜欢吃凉的饭菜，但是毫无用处。她一辈子都为家人而活。如果你深夜未归，她就一直坐在那里，“欢迎”你回来。哪怕凌晨两、三点钟，也照等不误。你总能看到那张虚弱、苍白、疲乏的面孔在那里等你，像是在无声地控诉。这当然意味着你没有脸面经常外出。她还不停地做手工，自认为是一名出色的业余裁缝和编织手（对此我没有资格论断）。当然，除非你没有良心，否则就不能不穿这些衣服。（教区的牧师告诉我，自从她去世后，仅他们一家拿到“针线活拍卖会”上的东西，就超出了教区所有家庭的总和。）还有她对家人健康的关心！她独自扛下了女儿“体弱多病”的重担，从不允许医生与病人谈论病情（医生是他们的老朋友，女儿的看病纯属额外保健）。在医生对她做过短得不能再短的检查之后，菲吉特太太就将他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女儿不应该有任何的焦虑，不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只应该享受体贴的照顾、爱抚、特殊的饮食，喝苦味的滋补药酒，在床上用早餐。因为菲吉特太太，正如她常常所说，愿意为家人“鞠躬尽瘁”。家人无法阻止她，他们都是爱脸面的人，看着她如此辛劳，也不能袖手旁观，只得帮忙。其实，他们总得帮忙，也就是说，他们帮助她为他们服务，而他们并不需要这些服务。至于那只亲爱的狗，她说过，她就“把它当作家里的一个孩子”。实际上，她已经竭尽全力让它和孩子一样，只是因为狗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所以活得要比孩子们快乐些。尽管菲吉特太太也给它看兽医、规定饮食、看管得让它差点儿丧命，那只狗还是偶尔能够设法溜到垃圾箱旁，或去亲近一下邻家的狗。
牧师说菲吉特太太现在安息了。但愿如此。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她的家人现在安宁了。
显然，母爱的本能（可以说）天生就有产生这种局面的倾向。我们看到，这是一种给予之爱，但这种给予之爱需要给予，因此需要被人需要。给予的正确目的在于让接受者脱离需要的境地。我们抚养孩子，为的是他们不久能够自食其力；教导他们，为的是他们不久就无须我们的教导。因此，给予之爱肩负着重任，它必须朝着自己的引退努力。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自己成为多余。当我们能够说“他们不再需要我了”，那一刻便是对我们的奖赏。但是，母爱的本能仅凭自身无力做到这点。它希望所爱的对象幸福，但不只是幸福，而是唯有自己能够给予的幸福。在母爱的本能引退之前，必须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爱介入，帮助或驯服这种本能。这种爱希望对象获得幸福，而不计较幸福来源于何处。当然，母爱的本能往往会引退。但是，一旦拒绝引退，那种需要被人需要的贪婪心理，就会要么让对象始终处于需要的境地，要么为其创造假想的需要，以满足自己。因为母爱自认为是给予之爱，因而是“无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没错），所以在这样做时，它会更加无情。
犯这种错误的不只是母亲。一切其他的情爱，不管是出于父母的本能，还是类似父母的本能，只要是需要被人需求，都可能陷入同样的火坑。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情爱即是一例。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爱玛希望哈里特·史密斯过上幸福的生活，但那种幸福的生活必须是爱玛为她安排好了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说，我从事的大学教师的职业是一份危险的职业。老师若是好老师，就应该不懈地努力，以便有朝一日将学生培养成自己的批评者和对手。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就像击剑教练在学员能够刺中他、将他手中的剑击落时，感到高兴一样。很多老师都为此高兴。
然而，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如此。我仍然记得库兹博士，他的情况很可悲。在所有大学里，找不出比他更敬业、教学更出色的老师。他将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学生身上，差不多给每位学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很自然地，在他不再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后，学生仍然乐意去拜访他，晚间绕道去他家坐坐，与他展开精彩的讨论。奇怪的是，这种状况从来没有持续下去，绝交的那个夜晚迟早会到来（可能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终有一天，他们敲门时会被告知教授另外有约。自那以后，他就总是有约，他们被永远拒之门外。这是因为，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学生“反叛”了，“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与他意见相左，并且用论据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可能还很成功。作为老师，库兹博士曾努力去培养这种独立，只要能力允许，也有义务培养这种独立。然而，真正面对这种独立时，他却无法接受。沃顿曾经煞费苦心地培养自由的齐格菲，当自由的齐格菲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怒不可遏。库兹博士是个不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