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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怪人三十岁上下，有一位母亲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妻子。据说，只有他母亲属于神经正常的人，但也会不时歇斯底里地发脾气。一旦对政府的配给感到不满，她就会赤足闯入居委会讨要说法，可说是附近街道上唯一的女强人。怪人的妻子是一位白痴。在某一年生活还很幸福的时刻，这位怪人就皈依了佛门，身穿一身白衣，外出到日本四国地区寻访寺庙。当时，不知在四国的什么地方，怪人遇到这个白痴女子，跟她情投意合，就把她当成老婆带回来了。这位怪人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的白痴老婆就相貌来说跟他很般配。她举止文雅，就像是出身名门的小姐。她眼睛细长，瓜子脸，神情抑郁，面容俏丽，长得犹如古代人偶或能乐面具。就算两个人仅仅站在一起眺望远方，世人都会觉得他们是一对非常有知识和教养的俊男俏女。这位怪人带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常常给人一种因读了万卷书而感到有点疲惫，忧虑的印象。
有一天，这条巷子在进行防空演习，所有人连老板娘们都积极地参与着。只有这个怪人穿着和服便装，一边咧着嘴嘎嘎大笑，一边在旁边看热闹。过了一会儿，他换上了防空服出现了，一边从一个人手中抢走了水桶，一边发出“唉”、“呀”、“嗬嗬”等怪异的叫声。他一边打水一边泼地，折腾了一会儿，他又爬梯子登上院墙，到屋顶上发号施令，进行了一场训话般的演说。直到这时，伊泽才意识到这位邻居不正常。此人有时从栅栏处钻过来，把裁缝店主的猪舍里装有剩饭的桶倾倒一空，还顺手向鸭子投掷石块，并若无其事地给鸡喂食物，接着又突然把鸡踢开。即使这样，伊泽仍认为这位邻居是个人物，所以他们见面时，一直都平静地相互默默行礼。
但是，怪人和常人毕竟是有些不一样的。要说不同，怪人比常人本质上行事要更谨慎，待人更礼貌。怪人想笑的时候就嘎嘎大笑，想演说的时候就发表演说，一会儿向鸭子投掷石块，一会儿花上两个小时左右戳猪的头部，捅猪的屁股。不过，他在骨子里害怕别人的眼光，他总是绞尽脑汁，特别小心翼翼地将重要的私生活同他人割裂开，把房子正门装在跟院子大门相反的方向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怪人的私生活通常很少有响动，他很少对他人评头论足，过着充满理性的生活。只有当他嘎嘎大笑时，人们才觉得他和大家不属于同类人。
伊泽家和怪人家所在巷子的对面是一些小公寓，那里一年到头充斥着流水声和太太们粗俗的谈笑声。其中一间公寓里住着一对卖淫姐妹，在姐姐有客人的夜晚，妹妹就会到走廊里不停地踱步，在妹妹有客人的夜晚，就换做姐姐在深夜的走廊里行走。
怪人的白痴妻子特别安静，温顺。她总是战战兢兢地说着什么，但别人根本无法听清。即使能听清她的话，也搞不清楚说的是什么。白痴女不知道按时做菜煮饭，如果叫她做的话，她也会做。但是如果因做不好受到训斥，她就会提心吊胆，越发老出差错。所以白痴女即使去领配给物品，也只是一直站在那里，自己什么都不干，都是邻居帮她。大家都说：“她是怪人的老婆，自然也就是白痴了。恐怕大家也不应该对她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可是，怪人的母亲却对她极为不满，总是生气地说：“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做……”尽管如此，仍然可说她是一个很有修养、气质高雅的老太婆。当然，她歇斯底里发脾气的时候就非同寻常，发起疯来比怪人还要凶猛。所以，在三个不正常的人当中，她的喊叫声特别出众，听起来十分吵人，很异常。白痴女胆小怕事，就连没发生任何事情、很太平的日子里，都总是胆战心惊，听到别人的脚步声也会吓一跳。然而当伊泽问候她一声时，她反而会愣愣地呆立不动。
白痴女有时也会来猪舍。怪人来猪舍时，会像进入自己家一样冠冕堂皇地闯进来，一会儿向鸭子扔石块，一会儿反复戳猪的脸颊。然而，白痴女进来时却一声不响，如影子一般躲在猪舍里，好像在暗中屏住了呼吸一样。因为这里是她的避难所。在这种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会听到隔壁老太婆如鸟叫一般呼喊“小夜，小夜”的声音。每次听到喊声，白痴女或是被吓得蜷缩不动，或是被吓得身体直打哆嗦，连站都站不稳，不得已移动身体时，她就像虫子一样，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扭动才能挪开步子。
报社记者、纪录片导演之类的工作都是卑微的职业。这类职业的从业者熟悉的仅仅是当代的时兴事物，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握时代变动的节奏。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追求自我、个性和独创。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比起公司职员、官员、学校教师等词汇，自我、人性、个性、独创等词汇用得更多，因为它们似乎更有开拓性。但是，这也仅仅停留在话语中，就像倾尽钱财向女人求爱，之后宿醉不起，并称这种痛苦是人间烦恼一样，毫无任何意义。他们一会儿口口声声地说“啊，令人感动的太阳旗！”“谢谢你们，日本军人！”“不禁感动得要落泪！”，一会儿在连续不断的轰炸声中不顾一切地匍匐在地，在“砰、砰”的机枪声中废寝忘食地创作。在这些人看来，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就根本写不出一篇具有真实感受的虚构文章，他们深信制作电影、表现战争就是这样。另外，尽管有人说因军部审查而没法创作，但他们在不需审查的方面也写不出有真实性的文章。所以，文章本身的真实性或真实感跟审查毫无关系。总之，无论什么时代，这一帮人都写不出有真实内容的东西来，只有空虚的自我，他们认定自己理应随时代潮流而为，用通俗小说作为样板来表现时代。实际上，所谓的“时代”难道仅仅就是如此浅薄而拙劣吗？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这场战争和它的失败，究竟与真实的人类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民族的命运，常常因最缺乏反省的意志和一群愚民的轻举妄动，就发生了变化。如果在部长、社长面前开口说“个性”、“独创”等词汇，他们就会背过脸，摆出一副“你是一个傻瓜”的架势。如果说“谢谢你，日本军人！”“啊，令人感动的太阳旗！”“不禁感动得要落泪！”，他们就会认为是在玩弄形式主义。所谓的报社记者就是这样。事实上，所谓的时代也是如此。
有必要花费三分钟之久的时间拍摄一位师长训话的场面吗？有必要从头到尾拍摄职工们每天早晨唱祈祷词一般奇怪的歌曲的场面吗？伊泽刚这么一问，部长便突然不高兴地背过脸去，很不满地咂了咂嘴，接着又猛然回过头，“啪嚓”一声将一种贵重物品——香烟往烟灰缸里用力按了下去，然后怒目而视，大声训斥道：“哼，在这动荡的时代，美为何物？艺术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而导演们和企划部的职员们都各自拉帮结伙，彼此建立起来的情谊如同德川时代的侠客一般，他们靠人情，面子来获取表现才能的机会。他们制定了一种比公司内部的职员还要严格的等级制度，据此维护各人的平凡性，把因艺术个性和天才而引起的争霸视为罪恶，并将其视作违反行规。他们以相互援助的精神来完善、拯救才能匮乏的组织。对内这是个才能匮乏的拯救组织，对外却是酒精获取组织，这群党徒时不时地就去占领民众酒家，当每人都喝了三四瓶啤酒后，就醉醺醺地讨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扎领带的衬衫都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而他们的灵魂、秉性却比公司职员更狭促。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无法放弃个性中的独特性，因此在重视人情、面子的制度中，他不但不能静心养身，还十分憎恶那些人的平庸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成了一个被排挤在这帮党徒之外的人，即使他跟他们打招呼，对方也不会搭腔，其中还有人会向他瞪眼睛。有一次，伊泽断然地走进社长办公室，直接对社长说：“战争导致创作缺乏艺术性，这在理论上是必然性的呢，还是由军部的意志造成的？如果仅仅拍摄现实，那么有摄影机和两三根指头就足够了。而根据角度剪裁现实，将其构成艺术的这种特殊使命，才产生了我们艺术家——”社长听了一半，就背过脸去，极不愉快地将吸进口中的烟雾吐了出来，开始苦笑起来。这表情似乎在说：“你为什么不辞掉工作呢？你是因为害怕征兵吧？”接着，社长的面孔变得盛气凌人，似乎又在说：“只要按照公司的计划拼命做好普通工作，就能领到工资，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考虑了。”最终，他连一句话都没有回应，只是做出一个“命令对方离开”的肢体动作。
伊泽有时甚至这样想：如果自己的职业不是最卑微的，那什么是最卑微的呢？如果能下决心入伍，从思考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就好了，那么就算挨子弹和忍受饥饿，我都满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