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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辩驳这样的宇宙是一种逃避——你会看到更艰难、更悲情的战斗,这些都是在街角的台球桌上看不到的;区别其实仅仅在于:这些战斗不是为了几块钱的赌资。
不要说“生活不是这样”——问问你自己:你指的是谁的生活?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些警告,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和文化正在分崩离析——人的智慧被存在所限制,只能考虑一时一事——这使得文学上的“抽象普遍性”被曲解成了“统计学大多数”。带着这样的观点看雨果,有百害而无一利。批评雨果的小说没有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批评做手术的医生没有用心削土豆一样。认为雨果的失败是他的人物“大于生活中的人”,就好像是批评飞机的失败是它能够脱离地表。
但是有些读者一直奇怪那些无聊得要死、在“现实生活”中都令人作呕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文学的核心主人公,有些读者正在放弃所谓“严肃”文学,而追求侦探小说中最后一抹浪漫主义光芒,那么雨果就是他们一直乘风破浪想要抵达的新大陆。
《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它是雨果作品的一个代表:从故事、风格和主题上无不代表了独特的“雨果式”小说。
小说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九三年”指的是1793年,大革命最血雨腥风的一年。故事当中的时间是在旺代战争前后——布列塔尼的保皇派农民揭竿而起,在流亡归来的贵族的领导下不计一切代价复辟帝制——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小说所引发的舆论争论其实与小说的本意联系不大。1874年本书出版时,无论是大众还是批评家都对它不甚热情。文学历史学家基本上认同的解释是法国民众对一部美化第一次大革命的小说很难提起兴致,因为1871年血腥的巴黎公社运动当时还历历在目。当今的两位为雨果做传的作家是这样形容这部小说的:马修·约瑟夫森在《维克多·雨果》中将这本小说贬为一部充斥着“理想化人物”的“历史浪漫故事”;安德烈·莫洛亚在他的《雨果传》中列举了雨果与小说情景的各种联系(比如雨果的父亲曾在旺代为共和军战斗过),然后评价道:“小说中的对话是十分戏剧化的。但是法国大革命本来就充满戏剧化的斗争。小说中的人物无不有着鲜明的人格,并且至死不渝。”(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论调。)
然而事实上,《九三年》不是一部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