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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8年夏天在汉口考入中央军校。受着当日战时交通情形的摆布，我们在揭榜后即乘江轮赴宜昌“待命”，住在一所破庙里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有航行于长江三峡间的轮船接我们去重庆，已是十二月初。这时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和汪精卫发表“艳电”，向日本投降，都已先后发生。从西安宝鸡投考的同学则早已在成都。我们又行军三日而抵铜梁，开始换上了棉布军装，等候由浙江金华考取的另一批同学到达，编成十六期第一总队，才于1938年底之前浩浩荡荡的行军去成都。自此原有成都分校改称总校。十四期二总队、十五期一总队、十六期一总队和三总队都是在成都首先集中受训的学生总队。十六·一于1939年元旦入伍开学，1940年圣诞日毕业，当中无寒假暑假，受训期间差六天两整年。
进军校第一桩大事即是“剃和尚头”，所有青春美发尽卷入地上尘埃。当时倒没有觉得：即是年轻男子，头发乃为各个人形貌上显著的特点。大家都剃和尚头，只有使个人的色彩更为收敛，队伍间的集体性格更为浓厚了。战时军校学生大部只有初中程度，高中毕业已不可多得。每一队（相当于连）里间常也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学辍学的学生和在宪兵里当过兵的军士。十六·一也有几个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弟。初时各人的年龄籍贯与背景还分别得显然。受训期间每一个钟头甚至每一分钟大家都做同一样的事。自早上用冷水洗脸刷牙到晚上点名解散后吹熄灯号前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无不如此，更用不着说日中的学科和术科了。所以训练进程开始后只几个星期，学生们都已经在众生平等的集体生活之下混成一片，军校的传统也只要求全体学生达到同一的“进度”。比如说受训六个月后器械体操的一部分都要做到铁杠上“立臂上”和木马上的“并腿跳”。学校里不倡导学生个人间在任何方面的竞争。我们没有篮球和足球的设备，军校虽有一年一度的体育会，但其竞技不被重视。
军校学生每人发有呢制服一套，皮鞋一双。这样的“外出服”并白手套只供星期天在校本部做纪念周及特殊节日阅兵典礼之用。平日我们穿士兵衣服。白内衣内裤，夏天黄色布制服，冬天蓝色棉制服，足缠绑腿，脚穿布袜草鞋。受训期间前六个月我们是“入伍生”，等于国军中的上等兵，月饷十元五角，食米由公家发给，“副食”则在饷项里扣除。入伍期满升为学生，才有资格带“军校学生”的搪瓷领章，同国军中士待遇，月饷十二元五角。当我们刚开始受训的时候，法币的购买力还和战前不相上下。所谓“副食”，间常有肉类。早餐稀饭之外，也还有一小碟的花生米或酱菜。不到半年法币贬值，我们的伙食也每下愈况。虽然饷项之外又加“副食费”，而且一再调整，到毕业前夕，白米饭之外只有一碟清水煮豆芽或萝卜，里面如有几点植物油的痕迹已算是上品了。可是与后来下部队当下级军官一比，则成都军校吃白米饭的生活又属特殊待遇。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的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Nichts neues im west），内中说到肉搏时刺刀插进肋骨里的情事，读来既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如何一段滋味。上劈刺课目时头戴面具，有针缝极紧凑上具皮质的“护肩”与“护胸”，木质长枪则代步枪上加刺刀。原来对敌时仍能引用各种技巧，例如以自己身体的侧面对当敌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脚的三角据点，佯动的重要超过主动，看破敌兵的弱点才乘隙而入，突击开始又要做得“气刀体一致”，一来全来。如此技术上的细节是否有实用的价值，我无法知悉。我毕业之后虽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过日本兵，又在缅甸前线于丛林中与敌兵相去不远，却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白刃战的真情实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训练确也给我壮了胆，预想即有敌兵拖枪持刀杀来，虽说体力不胜，我还有几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学生，所有训练的装具也仿日本制。却料不到几十年后我在研究明史时看到戚继光所著书，内中早已将白刃战的精义解释得明白，有如我们的“分解动作”，他已提出为“起·当·止”。我们所说“佯动”，他则已在书中明白写出：“千言万语，只是哄他过来。”其他细节也无不如此。
我们所学的战术，以了解团以下的攻击防御遭遇战追击退却各项原则为目的。多少年之后我才发觉当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学都有归纳于标准化的趋向。我们的操典与教范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译过来。当德国顾问在南京的时候又经过他们一度的订正。可是日本陆军的技术传统，也仍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即美国的情形亦然。所以后来我们翻阅各国的操典与教范，内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鼓励各级干部争取主动，即同有“不为与迟疑可能产生不良之后果，有时较方法错误为尤甚”的辞句。又讲到下命令时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们说理由，也是彼此一致。并且文句上看来有出于一源之可能。我于抗战胜利之后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更发现凡是三个营的步兵团展开时基本战术大致相同。纵说美军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作标准武器，又用轻战车搜索，还是不整个改变其后面最紧要之基本原则。所以在图上作业的时候中国的军官学生一般不比美国学生差，只是1946年美国军事教学已在进行有系统的收纳第二次大战的经验，今日又近半个世纪，我也在学书不成则学剑，学剑无用又学书的过程中再未重温旧课，只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进步，当日之所学已早是斲觞滥调了。
说来也难能令人相信，军校里政治思想的训练凡是彰名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无效，学生称之为“卖膏药”，因为其自称万应灵方实际不值半文钱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们入伍不久之后集体宣誓成为国民党党员，军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来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每一周或二周，我们也有党的小组讨论。通常的情形我们只坐在树林中乱谈天，等到政治指导员或区队长走近视察我们的时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导纲领假作正经，言归正传。当日国民党已存在着困难：一个业已夺取政权并且又主持一党专政的政党，很多高级干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难照旧支持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了。至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诲，早已俱在。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仍贯穿着流露在军校师生言行之中。我们称蒋委员长为“校长”，提及校长时说者和听者都立正致敬，倒并不是矫揉造作。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黄埔及中央军校等名目，我们有一种集体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们既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毕业生都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尽属“小老弟”，与军校组织无关，只是一种社会习惯。1944年我在缅甸密支那以新一军上尉参谋的身份在前线观察，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乃是黄埔一期出身，他称自己的幕僚为“项参谋”和“李参谋”，而始终以“小老弟”称我。在他心目中，我们虽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校友”的关系作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