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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还是尽量不喝茶、少喝茶为佳。如果实在要喝，一定是淡茶少饮。
饮茶从唐至明，一直存在着雅与俗的纷争。到了清代，饮茶人群不断沿着雅与俗的边界，向两端拓展、聚集，并交融为可雅可俗、雅俗共赏，尤其是茶馆、茶庄、茶号、茶行的纷纷出现，标志着茶已经真正融入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列入到柴、米、油、盐、酱、醋之中。另外，在清代，茶树无性扦插繁育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茶叶产量与品质的不断提高，为武夷岩茶、政和与福鼎大白茶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品种茶的选育基础。
清代茶的发展，继承发扬了明代及其之前的成就，在此基础上，迎来了难得的百花齐放、六茶共春。西湖龙井、碧螺春、罗岕茶、六安茶等新茶种、新茶类，此起彼伏，不断涌现。闽北乌龙茶，受明代松萝茶的技术影响，由蒸青散茶改为炒烘结合。之后，半青半红的武夷松萝，面对旬月后“紫赤如故”的不堪，经过复焙，使之一色，便同时诞生了武夷岩茶和红乌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清代僧人释超全在《安溪茶歌》里，翔实记述了安溪乌龙茶，通过模仿闽北武夷茶而独树一帜的历史背景。武夷岩茶的制作技术，之后接连影响了闽南乌龙茶和潮州凤凰单丛的诞生。闽南乌龙茶的制作技术，继而又影响到了台湾乌龙茶的崛起。其证据链，可参见拙作《茶与茶器》的考证。
武夷岩茶，是在被明代宫廷抛弃之后，在仿制松萝茶不成的境况下，继而绝地重生的。闲花散落填书帙，武夷岩茶的真正崛起，与白茶类似，都是伴随着红茶出口的衰落，而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武夷岩茶的发展壮大，从无量到有量，一旦茁壮成长起来，就是为出口服务的侨销茶。据记载：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武夷岩茶制作的最盛时期，年产可达50万斤。后受战争的影响减产，到1924年，年产尚有20万斤。除国内销售的年平均1.2万斤外，余均销于南洋以及美国旧金山等地，而消费者与经营运销者，基本同为华侨商人，这即是“侨销茶”之名的由来。到1941年，南洋沦为战区，武夷岩茶侨销告绝。此时，岩茶的产量，尚能维持在三百担左右。到建国前夕，武夷岩茶的产能，只剩一万斤左右。
松烟小种红茶自明末诞生以来，一直以出口为主，影响着各地红茶的纷纷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开辟五口通商，茶叶出口供不应求。1886年之后，随着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太平天国战争、英国对茶的操纵、国内某些红茶的质次价高等原因，致使中国在欧美的红茶、绿茶销售一败涂地。
红茶、绿茶出口销路的日益壅塞，国内又消耗不掉如此多的茶叶，接踵而至的惨况，必然是茶园荒芜、民生凋敝。据《政和县志》记载：“清咸、同年（1851～1874），菜茶（小茶）最盛，均制红茶，以销外洋。嗣后逐渐衰落，邑人改植大白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在大白茶改植成功以后，具备了好的茶青原料，才能做出品质优良的白毫银针。光绪十五年（1889），政和开始首制白毫银针。白茶类在光绪年间开始生产，算不上什么重大发明，这在当时纯属是另辟蹊径，也是茶叶市场滞销、无奈之下的自谋出路。茶叶制作换个花样，主要是为开拓华人较多的南洋和港澳市场。政和白茶和福鼎白茶在光绪年间的出现时间，与红茶、绿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受阻与败落，基本是吻合的。
清代，是我国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国家。满、蒙自古友好相邻，有着同样的“饮乳食肉”习俗及喝边销茶加牛奶调饮的习惯。因此，在雍正皇帝对云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真正控制了云南势力以后，普洱茶作为贡茶，进入以肉食为主的清代贵族的视野，是历史的必然。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宫中杂件》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止，皇上用普洱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享二斤十三两，一年共享普洱茶三十六斤九两。用锅焙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享二斤十三两，一年共享锅焙茶三十六斤九两。一年陆续漱口用普洱茶十二两。”读完这则皇室资料，我们可能会惊讶于光绪皇帝的用茶量之大，甚至会感到不可思议。从《清稗类钞》的记载可知，满族和蒙古族人，长期有着喝奶茶的习惯，一般每日喝2～3次。清代进贡的普洱团茶和锅焙茶，主要是为煮奶茶所用，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清饮。从清宫对茶的记载来看，清代的普洱茶并非鹤立鸡群、一茶独大。我们今天不太注意的四川锅焙茶，与普洱团茶一样，都是清代比较重要的贡茶之一，皆为清宫贵族们天天必需的煮奶用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