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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的记载。《僮约》讲的无论是“茶”，还是“荼”，至少说明，在公元前的西汉，已经有茶或荼存在了。而在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里，实在没有必要把“茶”类，在官方的重要典籍中称之为“苦菜”，这不符合历史的基本逻辑与时人的基本认知规律。
西汉《淮南子·修务训》写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后文并没有“以茶解毒”的记载。而“《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这段话的始作俑者，从文献上考证，最早见之于清初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从以上两段近似的记载对比审视，陈元龙可能引用并衍伸了《淮南子》的内容。陈元龙所引用的《本草》典籍，究竟是哪一个版本的哪本医药著作，至少到今天，我们还不得而知。
如果说在遗失的《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于“得荼而解毒”的确切记载，那么，唐代陆羽在《茶经·之事》一章中，不可能不去引用这一重要论断。鉴于此，他在《茶经·之饮》中只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陆羽在表述茶的功效时，也只引用了最早的《神农食经》的记载：“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可见，陆羽著书立说、修史治学，对文献的引用和取舍，是非常严谨缜密的。
陆羽《茶经》认为的，茶“发乎神农氏”，这一观点，我是赞同并认可的。在农耕刚刚萌芽的神农时代，古老而聪敏的先民们，在寻觅到的一切能够果腹的食物时，在比较试吃和遴选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茶的存在，期间，误吃有害植物或食物中毒的可能性，都非常之大。那究竟谁是真正的神农氏呢？个人以为，一定是试吃在第一线，并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劳苦大众们。其后，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食疗经验和心得体会，然后冠以神农或者更伟大的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借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之崇高。《淮南子》说得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