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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很听话，他也走了。回家后，把电话线都拽下来了，而且关灯睡大觉。
他睡大觉了，这个晚上，可有个彻夜未眠人，就是韦良渔。
家属都做好工作了，每人开出五万，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人都死了，讨说法有什么用？即便追究责任人，也救不回来人命，而且按正常赔付，一万都得不到。
韦良渔担心的是没有上报。虽然各分厂都实行了厂领导包干，可总厂生产安全管理职能还在，他应该上报的。可李厚银正管此事，上报，李厚银怎么想？他把一分厂抢了去，此时出事，李厚银会偷着乐，而且还会把事搞大，报一箭之仇。他有些犹豫，后半夜了，把死者家属安排完，想起来，不报李厚银，也得报王开洋，于是就给王开洋家打电话，家里人说：“去北京开会去了！”
这么巧！不会是听着风声，故意不见吧？又给王开法家打电话。王开法说：“他哥去北京开会去了，晚上八点多走的。”按王开法说的情形，王开洋应正在火车上，想联系也联系不上。他又想到了高波，他就是王开洋的耳报神，于是灵机一动，就给高波打电话，让他通知王开洋。这家伙也有心眼，报给高波，高波传不到王开洋处，是高波的事，他已履行程序了。可高波家就是打不通，没道理，占线，也不能好几个小时，要不是线路坏了，这么巧？
韦良渔在烦躁、焦虑中终于睡着了，可也就睡了三个小时觉，一阵电话铃声把他吵醒了。稀里糊涂，还以为是高波回电话，抓起电话一听，原来是一分厂厂长郑承重打来的，告诉他，电台记者都来了，就在分厂。
谁把记者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