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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两天开县级领导联席会，也就没时间找朱克俭。他想李大坤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该懂得怎么处理同事关系，不会神里神经去老朱那里显示他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的。他这么侥幸地想想，也就不急于找朱克俭了。
四家领导，加上顾问、调研员坐在一起足有五十多人，还有列席的有关县直单位负责人，满满塞了一屋子。主要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几个大项目。发言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要说几句，不然显得没水平。可一个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个理儿，所以后面发言的都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周书记和向县长都显得很有耐心。个别同志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算了吧。但周书记还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发言是一种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套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欢这种作风。
他发言干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进入情况，谈不出具体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水季就靠摆汽车轮渡，枯水季就把轮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那地方一年到头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交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配套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交给县里管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信誉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好项目，只要刘先生真正投钱来，也没太多麻烦。但还是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管三十年，合适吗？
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给你们听。我只知道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部。王副县长分管着交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部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干吧。”
关隐达家里有些弄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坚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点，不伤人家的面子。这一点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子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处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做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子，他怀着一股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新拿来主义算了，不管黄金白银，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管住了自己。不过他到底学聪明了，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做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硬要讲这个礼，就该按老规矩办，有来有往。”这样，就总是人家送的那些礼品在送礼的人手中转来转去，他反正不贪谁的。这有来有往倒也显得很有人情味。
公安局的老朱却没有到他家来坐。他并不希望天天晚上都有人来家里，一来影响儿子的学习，二来又要费神应酬。不过政法部门的大小头头脑脑谁都来过了，只有他朱克俭一个人没来，倒显得有点不正常了。当领导的新到一地，总有些人要来拜码头，这已是规矩了，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可老朱就叫他费琢磨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老朱是条好汉子，不搞这一套，如果是这样，他关隐达今后在这里会有一个真朋友。要么就是李大坤同他传达他关某人的指示，叫他多心了，以为他宠信了李大坤，不把他姓朱的放在眼里，他就不信邪了。关隐达在别的县也管过政法，知道这公安局的头儿，多半是武艺弟兄，弄得好就跟你好得不得了，弄不好就叫你难受。他但愿老朱是条真正的好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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