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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隐达刚进办公室，《西州教育》编辑小李就送了最近这期杂志来。这期的卷首语是关隐达亲自写的。他本不想凑这个热闹，可小伙子言辞恳切，推托不过，就写了几句。写好之后，又觉得用本名发表不妥，就用了个笔名：应答。小刘直说关主任文笔太好了，提出的问题又深刻。关隐达笑笑，并不多说。小刘走后，关隐达打开杂志，浏览了自己的文章。题目是：《孩子，你快乐吗？》
<blockquote>儿子上初二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blockquote><blockquote>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blockquote><blockquote>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blockquote><blockquote>有次我同孩子讲到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blockquote><blockquote>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blockquote><blockquote>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blockquote><blockquote>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不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顽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blockquote><blockquote>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做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有人对中日儿童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blockquote><blockquote>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blockquote><blockquote>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blockquote><blockquote>我很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blockquote>
关隐达想不到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写这种文字。儿子这一代，活得真没意思。他写这篇短文时，整个儿就是个慈父。那个深夜，他胸口软软的，像是任何东西都塞得进去。他可怜孩子们，却束手无策。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不改变，教育模式就没法变。
关隐达放下杂志，打了孟维周电话：“孟书记，您上午有时间吗？我想来汇报一下。”
孟维周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只说：“老关您来吧，我在办公室等您。”
关隐达叫上车，不到十分钟，就进了孟维周办公室。
孟维周亲自倒了茶，递上，问：“老关您有什么好事？”
关隐达说：“孟书记，我们教委班子几个人，分工都很细。我们业务部门不同别的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好把谁抽走。所以，我向市委建议，我们教委的同志就不要派到企业去了。”
孟维周说：“派干部去企业学习，是市委认真研究，慎重决策的。省委很支持我们的做法。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老关，希望您支持我工作啊。”
关隐达笑道：“孟书记这么说，我就不安了。我不是不支持您的工作啊。教委都是业务型干部，组织上培养干部，是有目的性的。如果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这位同志培养成经济管理型干部，我自然同意。但是，据我对这位同志的了解，他的长处在于教育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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