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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尽头不过是骑士岛上几间豪华的越冬别墅。当从海地输入的劳力来清理这片陆地时，这里的云和鱼相信世界已经到了尽头，大海的海绿色和天空的天蓝色不再一成不变。逃离了法兰西王后岛上饥饿儿童投石的野鹦鹉，纷纷腾空飞去寻找另一处避难所。只有冠军雏菊树安详自得。它们毕竟是已有两千年树龄的雨林的一部分，而且准备活到永恒，因此无视人类，继续摇晃着睡在它们怀中的北美衲脊蛇。只有河流告诫它们，世界当真变了，雨量不再均匀，而当它们明白这一点，把根向土地深处扎去，就像发现迷途的孩子那样紧紧抓住它之时，已经为时已晚。人类在没有起伏的地方堆积出起伏，在没有空洞的地方挖出空洞，这都为河流变化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河水从汹涌到改道，到断流。河流从它原来的居住地被驱逐出来，被迫进入不熟悉的地盘，畅通无阻地流淌，无法自然形成池塘与瀑布。云朵聚集在一起，一动不动地观察着河流急匆匆地绕过林地，漫无目的地闯进山腰，直到筋疲力尽，病得悲悲切切，才在离大海不足二十里格（长度单位，约等于3 海里。）的地方缓缓地停下。
云朵互相凝望，然后不知所措地分开。当游鱼冲下来把河流轻举妄动的消息带给山峰和树梢时，已经太迟了。人类已经砍穿冠军雏菊树，它们瞪大眼睛狂叫着，被劈开的身体轰然倒地。在之后的一片沉寂里，兰树也倾身倒下了。
这一场变故之后，山上的房屋反倒增加了，那些幸免于难的树木在事后多年里对它们的同伴魂牵梦萦，而它们梦魇中的咕哝则让衲脊蛇不胜其扰，转移到在太阳初次见到的地带成活的新树上。后来雨量改变了，不再均匀。如今不再每天准时下一小时雨，而是按照季节，这进一步损害了河流，可怜的、受辱的、伤心的河流。可怜的、发狂的溪水。如今它像一位老妇般坐在一处地方，成为被海地人称作“夜胸”的一片沼泽。这里简直是女巫的奶头：一块浓雾紧锁的萎缩的椭圆形地区向外渗着又黑又稠的物质，连蚊子都无法在附近生存。
在这片沼泽之上，无数的山谷已经使旅游者疲于观览：南美攀援九重葛、鳄梨、一品红、酸橙、香蕉、椰子和最后的雨林冠军树。在那里建成的房屋中，年代最久也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十字树林”。这栋房子由一位杰出的墨西哥建筑师设计，但海地工人们没有工会，便分不清技巧与艺术，因此当玻璃配不上窗框时，窗台和门槛便被雕刻得尽善尽美，权充补救。他们有时会忘记或忽略水往低处流的趋势，以致抽水马桶和坐浴盆无法产生始终稳定、强烈的水流。然而房檐却又宽又深，即使在暴风雨中开着窗户，也不会有雨水进入屋里—只有风、气味和落叶才能进入窗子。地板是咬槽式的，从墨西哥进口的手工烧制的瓦片尽管看上去很漂亮，却一碰就会松动。好在门都是笔直的，门把手、合页和门锁都牢固得像乌龟。
那是一座绝妙的住宅。宽敞，通风，明亮。它建于理所当然地使用石灰的年代，人们只关心阳光和气流，它不需要空调。优雅的风光使这栋住宅完全处于美景之中。修建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避免出现“设计”的痕迹。所有线条几乎都是水平或竖直的，少数几条斜线也颇具魅力：小岛的风情点缀其间（诸如一间洗衣房，一座厨房外的花园），显得分外灵活。至少那些有眼光的来访者是这样评价的。他们一致认为，除去选择不当的名字，它是“加勒比地区表现最完美、风格最自然的房子”。有一两个人持保留意见——他们怀疑室内采光是否到处都有些过于强烈，主人新增的花房是否有过分追求之嫌。
瓦莱里安·斯特利特对他们的批评很在意，却又认为完全无关紧要。他那双灰眼睛的目光扫过这些客人的脸，如同下午四点钟的影子正走向黄昏。他们让他想起费城的寡妇们的话，她们听说他打算在这座岛上别墅度过他退休后的第一年时曾断言：“你会回来的。只消六个月，你就会从心里厌烦了。”如今已经过去四个十二月，而他想念的只有绣球花和邮递员。新盖的花房可以养绣球花，邮递员却永不得见了。他所喜爱的一切都随身带到了这里：一些唱片，修枝剪，一盏有六十四个灯泡的枝形吊灯，一件浅蓝色的网球衫，以及缅因州第一美人。费拉拉兄弟建筑公司（国内与海外）负责其余的一切，在两名仆人、第一美人和大量悉心往来的信件协助下，他花了一年，把自己安置在一座可以从三面观海的山上。他倒并非对观海感兴趣，除了意识到大海会对让汽船带来邮件的气候有所助益或妨碍之外，他很少会想到它。即使他当真想到了与大海相关的事，也不过是在花房中的冥想而已。每逢需要认真对待炎热的黄昏或清早，他都待在那里。早在第一美人取下睡眠用面具之前，他就把 “戈德堡”公司出品的各式各样的唱片带到花房里放了起来。起初，他试放了肖邦和一些俄罗斯音乐家的作品，但那枝名贵的雷克斯牡丹被音乐的激情所震慑，哀鸣着卷起了舌头。他最后决定用巴赫的曲子来促其发芽，用海顿和李斯特的作品来强壮嫩芽。之后，似乎所有的花草都对朗帕尔的D大调小回旋曲感到满意。到他给早餐咖啡加糖的时候，牡丹、银莲这类花卉都已经听了四五十分钟的音乐。虽然给花卉们补充了养分，这件事却让管家西德尼十分恼火，尽管他四十年来每天都在听这类音乐。所幸，如今这些音乐只局限在花房之内，而不像原先在费城时那样往往在整座宅院中嗡嗡作响。西德尼用一块白餐巾擦干盛冰水的玻璃杯上的水珠时，只能隐约听到那些音乐。他把玻璃杯放到带托盘的茶杯旁边，注意到主人手上的老年斑已经渐渐消退。斯特利特先生认为是他晚上抹的药膏的作用，可是西德尼却觉得是三年来自然晒黑的缘故。
除去厨房看着像常住之处外，房子其余的地方都让人觉得像旅馆，有一种住客迟早要离去的样子：有一两幅画挂在还算不错的地方，但既没有认真固定，也没有适当照明；上好的瓷器还装在箱子里，等着没人肯做出的决定。在这种临时状态下是谈不上良好服务的。没有水晶盘（也远远地封存在费城），于是几件银质托盘便承担起了全部职责：从水果到茶点。第一美人趁一次次旅行之机，不时地把西德尼要求的东西一箱又一箱装得满满的从美国带来：搅拌器、磨刀石、两条备用桌布。这些东西都经过精心挑选，因为要用来替换那些她坚持要带回费城的用品。她习惯于保持一种幻觉，认为似乎他们仍住在美国，只是在多米尼加附近过冬而已。她丈夫鼓励她这种想象，一有机会就要在谈话中加一句“等我们回家再说吧”。他们到达六个月之后，西德尼告诉太太，把行李箱定期搬到太阳下吹风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故意。他们会拆掉花房以便把他赶离小岛，因为只要花房在，他就会在那里。她问丈夫，主人到底在花房里干什么？
“放松一下吧，就是那么回事。喝点酒，读点书，听听他的唱片。”
“谁也没法在一间小屋里闷上三年还安安分分。”她说。
“那不是小屋，”西德尼说，“是花房，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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