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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有人作书评说及我所发表的书刊无乃表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题材，都不可能如是的简单。有时某人之成败尚且不能轻率断定。譬如19世纪初年的拿破仑，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因之宰割全欧，可算前无古人。而且他又在所到之处颁行拿破仑法典，将法兰西革命的精神掀动至最高潮。此人此事不可谓之为失败，可是他自莫斯科退兵之后，初受挫于莱比锡（Leipzig），被流放于厄尔巴（Elba）岛，即卷土重来，亦仍兵败于滑铁卢（Waterloo），受遣送于圣赫勒拿（St.Helena），客死荒岛，亦不能谓之为成功。因此美国诗人兼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作论评即指出拿破仑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此人代表当日欧洲一般平民的志趣与希望，一方面他也以一己之私令生灵涂炭。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推广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拿破仑确有成就。即算亚历山大第一摧挫他的军事力量，沙皇麾下少年军官于役于西欧，眼见其他国家的臻荣，帝俄的退步落后，因之发动十二月政变，为以后俄国的改革至革命的先声。此中全部经历，亦肇始于拿破仑之用兵，可是另方面拿破仑傲慢虚荣，自己称帝不算，还要让姊妹弟兄个个封后与王，曾几何时又全部湮没无闻。因之他也可算失败之尤。（只有他手下一个元帅白纳多特［Bernadotte］行伍出身，经过他的支持成为瑞典王储，以后又参加倒拿战争，则今日其苗裔仍为瑞典王室。）
所以成功与失败可能从不同的层面与场次论断。
有了这段交代，我并不否认，我的书刊里确有一部分“成则为王”的因素在。
虽然书评没有明白讲出，他所认为刺眼的乃是我曾在各处一再提及：当新中国再造时，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毛泽东翻转了农村的基层组织；以后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则在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以便构成永久体制。
间常也有零星的读者通过出版者写信给我，指责我缺乏民主精神。
我不抱怨书评者与投信人，我自己也要经过多番反复才能写下如前的结论。我也看到其他历史家很难不突破内心的冲突即遽尔作类似之论评。借观旁人的经历，也更可以了解自己的立场。
17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中国在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主要的乃是现存法制与政府体系与时代脱节，亟需整个改造。这时候英王查理第一信教虔诚，听信大主教劳德（William Laud）的建议，认为黎民饥寒，王者之责，社会动荡则须对教民科以纪律（英王承亨利第八体制为英格兰教会首长），而当日议会则受清教徒独立自主精神的影响，于是国王的宗教政策与税收政策激怒议会派，内战一开前后亘七年，议会派战胜。圆头党首领克伦威尔以“叛国罪”处国王查理死刑。
以后查理之“暴政”克伦威尔无一不有。克伦威尔也封闭议会，也向东印度公司强迫借款，也拘捕政治犯，他尚且将全国划为十一个军管区，每区派少将一人治理，他几乎称王，只因恐怕部下不服而作罢。但他仍自称护国公（Lord Protector），指定儿子理察为继承人，他的女儿与女婿尚且干预行政。他手下将领数人成为了大地主。在以下两件事更表现他的性格：当他治军时，军人习惯以政治传单，摆贴在毡帽之上，他指令取下，军人不服从时，他用手枪击毙最前的第一人。当议会派人员要求自由时，他带着讥讽的声调说出：“他们有呼吸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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