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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当中，这种把“德”与“才”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伤害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但典型思维却是“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静秋，就因为成绩比较好，经常有人说她“走白专道路”。三十年后的艾米，就因为写了一本书，出了一点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无德”的帽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维，用文革式语言写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维和语言，但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贴贴，要想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进入文学史了。
艾米的父亲曾经说过：能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有绝对价值的作品，无论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人会读，这样的作品因了文学史而流传，而文学史也因了这样的作品而流传。另一类是有相对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那样的作品就可能没人读。
《班主任》和《伤痕》属于第二类作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它们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我们现在来读它们，会觉得“惨不忍睹”。网友WORLDLING说：“艾米的山楂树比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读得我起了好几身的鸡皮疙瘩：P”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