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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静秋很久都睡不着，一直都在担心志刚会把看见的事说出去。刚才他是没对其他人说，但那不是因为她在那里吗？等到背着她了，他会不会对大妈讲？如果他今晚真的是在河边等她回来，那他——多半会讲出去，因为他肯定见不得她跟老三在一起。
静秋已经习惯于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了，因为生活中好些她不希望发生的坏事都发生了，往往是措手不及，令她痛苦万分。那种痛苦太可怕，来得太早，所以她从小她就学会了凡事做最坏的思想准备。
现在最坏的可能就是志刚把这事说出去了，然后传到了教改小组的人耳朵里，他们又传回学校里。如果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样？K市八中学生当中，因为读书期间谈朋友被处分的，大有人在，但那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证据的。现在就凭志刚一个人说说，学校就能处分她？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妈妈虽然是早就被“解放”出来了，又做回人民教师，但爸爸还是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的。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中，“地主”是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像她这样的地主子女，如果有了“作风不好”这么一个把柄，学校还不狠狠整她？整她还是小事，肯定连家里人都牵连进去了。
静秋觉得爸爸被打成“地主分子”真的是很冤枉。她爸爸很早就离开地主家庭，出去读书去了，象这样的地主子女，因为没在乡下收佃户的祖，是不应该被划成地主的。
她觉得她爸爸甚至还算得上一个进步青年，因为他在解放前一两年，就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去了，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解放区的人民服务，组织合唱团，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在那里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不知道怎么的，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揪出来了，说他跑到解放区是去替国民党当特务的，还说他教歌的时候，把“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教成“解放区的人民喝稀饭”，往解放区脸上抹黑。最后她爸爸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赶回乡下去了。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不能重复戴好几顶帽子，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
想到这些，静秋真是万分后悔，象自己这样的出身，在各方面都得比一般人更加注意，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不然就会闯出大祸。这次不知是怎么了，好像吃错了药一样，老三叫她走山路，她就走山路；老三说在县城等她，就让他在县城等她。后来又让他拉了手，还被他——抱了，亲了。最可怕的是让志刚看见他背着她了。这可怎么办？
这个担心太沉重了，沉重得使她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怎样不让志刚说出去，万一他说出去了，又该怎么应付，而对老三，反而没什么时间去多想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对大妈和志刚察言观色，看有没有迹象表明志刚已经告诉他妈了。对志刚，她担心还少一点，志刚象个闷葫芦，应该不会跑教改组去传这些话。但如果让大妈知道了，那就肯定会传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