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南北朝最伟大科学家祖冲之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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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说到《大明历》,我们不得不把南朝的历法情况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在祖冲之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地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洲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写出了《大明历》。
在《大明历》中, 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1度今测约为70.7年差1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一年祖冲之只有33岁,而他所反对的对象,《元嘉历》的编写者何承天是南朝有名的人物,其家族在当时的南朝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为了知识的真理而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祖冲之用他的倔强和执着第一次在南朝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单纯的他却不知道,这初出茅庐的第一枪,让他不幸地卷入到一场政治的纷争中。
公元462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向朝廷上书,要求废除《元嘉历》,改用《大明历》,这是他与士族阶层以及传统知识阶层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毫无疑问,祖冲之的主张遭到了猛烈反对。比较可笑的是,尽管祖冲之用详实的科学数据和客观规律,对《大明历》做了最为详尽的证明,却依然无法压倒反对的声音,因为那些反对者们本身就不懂得自然科学的规律,他们的理由多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以道德战胜科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悲剧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反对者中叫嚷最凶的,当属宋孝武帝的宠臣戴法兴,他的理由很简单,改变历法是有违祖制,天理难容。这个几乎是扣帽子的理由在当时得到了所有反对派的响应。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宋孝武帝本身就是通过不光彩的篡权登上皇位的,这位帝王生性荒淫,喜怒无常,修改历法一事,触动了他政治生涯中一块禁地,如果废止《元嘉历》,也就意味着是对先皇的否定,中国的政治家们往往喜欢把简单的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大明历》的争论到20世纪的海瑞罢官事件,不同的史实中总包含着相同的内涵。今天的人们总把戴法兴当做抨击的对象,然而作为皇帝的宠臣,他反对的声音,恰恰代表了主子的意见,于是《大明历》遭到了无情的搁置。这件事对祖冲之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当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遭到失败的往往是前者。我们可想而知当时年少气盛的祖冲之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那场反对《大明历》的运动中,宋孝武帝动用了所有的反对派与祖冲之展开论战,在那个年代里,因言论而杀人还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最多不过是遭到围攻然后被贬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在那场激烈的辩论里,祖冲之接连写下多篇驳议,这些驳议让当时的守旧派哑口无言,也同样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历史中重要的理论著作。以科学去对抗政治,以有知去对抗无知,从这一刻开始,祖冲之人生鲜明的烙印也由此而定格。
遗憾的是,就是在那一年,宋孝武帝驾崩了,于是所有关于《大明历》的争论戛然而止,满朝的文武忙碌着处理宋孝武帝的丧事,这部饱含着心血的历法也因此被长久地搁置了。20多年后,素来赏识祖冲之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再次上书,要求颁行《大明历》,又因为文惠太子的病逝而搁置。而这中间的几十年,恰是宋齐朝代交接,血雨腥风的几十年。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段时间里,无论皇帝的品行如何,无论政治环境黑暗与否,祖冲之的研究工作丝毫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在当时社会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浊流以外的群体。这不仅仅是因为祖冲之个人性格所致,也同样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制度的缘故。科学研究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科学家也成为纯粹的业务工作者,而非投机的政客,只有纯粹的学者才能够缔造出最为纯粹的学术,这一点在南北朝科技历史上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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