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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人对于奇装异服之类接受的程度比现在好许多。他们好像特别在意其他人有什么新鲜东西穿戴，好多笔记小说也都把这当个事儿来写。比如晋朝的《拾遗记》，就提到在河北向西“二万里”，有“孝养之国”，那里的人们“织茅为衣”。查查地图，那地方不到北美，也是欧洲了吧，说的是当地土著吗？
这书还说，燕昭王七年，卢扶国来朝，使臣结草为衣，号为卉服；汉武帝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的析沦国来朝，使节结草茅为绳，结网为衣——有人说，这类似于后来的罗纨。罗纨都是形容上好丝绸的，罗是轻软，纨是白色。网眼装，这个可以有，很新潮。
拿树叶做衣服的记载一直到清代还有。学者俞樾引用《滇黔纪游》一书里的内容说：云南腾越地方的少数民族女子，“纫叶为衣，飘飘欲仙”，叶子“甚大而柔”，所以耐缝纫，而且还挡雨。俞樾不无羡慕地说，这衣服很别致，可惜没有去那地方的人帮我买一两件回来。时尚还真是外来的好。
至于中国自己的穿着，原先都是有规矩的。古人穿衣，上身叫衣，下身叫裳，《后汉书》说，到了汉献帝时期有了变化，男人衣服的上身就越来越长，下身就越来越短；女人则越来越喜欢穿长裙，上身的衣服就短了。当时还有人批评这种穿法是“服妖”，说是“阳无下而阴无上”。反正批评时尚的人，基本都是上纲上线，要不时尚就没法批评了。
当然，批评是阻止不了时尚的发展的。明朝末年，还有人见到过野老聚会，上着短衣下着布裳的，可清代之后，至少在外套上，男子基本就是一身长袍了，只有女人才衣、裳分开，有人还把这当作在大街上区别男女的方法——“有衣无裳为男子之服，殊衣裳为女子之服”。不过各种时尚都是短暂的，到了民国以后，衣裳这俩字成了一个词儿，男人上下身分开穿也很正常了。
在古代，服装可不仅仅是用来区分男女的，还要用来区别身份。宋朝《石林燕语》就讲过戴斗笠的讲究：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可以在斗笠前加皂纱，把斗笠围上一半，叫作“裁帽”，其他人就只能戴斗笠，不能围纱，叫“席帽”，另外，只有公卿可以在戴帽子的同时也戴斗笠，叫作“重戴”。看那些武侠片中，大侠们经常戴个有纱的斗笠打杀，其实是错误的，要是真那么戴，不能隐蔽自己，还会让自己格外抢眼——这飞檐走壁的，怎么可能是大官呢？
明太祖时期，规矩就更严了。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帝命礼部尚书李源名等制定服装规格：文官衣服的底边，离地要有一寸，袖长可以过手，但挽起来只能到肘，袖口九寸。生员们衣服与文官相同，只是袖子还要短，挽起来不及肘三寸。老百姓的衣服要离地五寸，武官衣服要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口仅容出拳。士兵们衣服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口仅容出拳……如此繁琐，估计除了军装能守规矩，其他坚持不了多久。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还不准老百姓穿靴子。洪武初年的监察御史王英，有一次穿着便装在街上晃悠，结果被守门的士兵给捆了，原因就是他穿着靴子呢，这太不正常了。王英赶紧申辩：“哎哎，我是当官的。”还赶紧让人到自己船上拿了官服来作证，这才被放了。瞧，夜行人要穿靴子，也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规矩都是人定的，是人定的就能变化。就拿蟒袍来说吧，蟒袍和龙袍的区别很小，只不过蟒比龙少绣一只爪子。这种很接近皇家专享的服装，最早也是一般人不能穿的，只能用于外交，到了明朝正统年间，还是只用来赏赐“虏酋”，也就是其他部落、国家的首领。可后来太监的势力增强了，不知道怎么的，大太监们居然穿起了蟒袍。到了弘治年间，皇帝开始赏赐内阁大臣们穿大红蟒袍，这衣服的穿着面就逐渐展开了。
为了穿衣服，还真有打起来的。汉朝有一个叫魏朗的，是个郡功曹书佐，特别在衣服上较真。有年正旦早晨举行仪式，估计是冬天太冷吧，他的上司掾史顾龛在朝服外面披了件裘皮大衣，这就被魏朗揪住，一口咬定这不合规矩，不是臣子该穿的。顾龛心说没哪条规定不许穿裘皮啊，不服，两个人拉拽争吵起来。魏朗还真大胆，命令士兵把顾龛的大衣给脱了。顾龛大怒，死活不脱。魏朗左手拽住顾龛，右手击鼓，嘴里还嚷嚷，终于把太守给惊动了，太守一听，就说顾龛你回去吧，让魏朗来就行了。这魏朗还真一根筋，顾龛不去，他也不去，说自己不舒服也要回家。合着他就瞧着人家的衣服不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