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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种有话就说的文字，越来越模糊了文体意识，不太顾及章法。有人把它说成杂文，有人把它说成随笔。恕我鄙陋，杂文同随笔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我至今没有去翻书，也不想弄清楚。年轻时写过一些纯粹的散文，动笔脑子里就是语文课上学过的东西。想到的题目呢？总离不开故乡、母亲和童年。没写多久，就腻烦了，很没有意思。于是开始写小说。我只没有写过诗，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写诗“前科”的少。曾听人讲，写诗是最能锤炼语言的，写过诗的人写小说，语言要文学得多。我听着心里发虚，心想自己年轻时怎么没有写诗呢？都听人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也许很早就老气横秋了。可转眼想想，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写诗，可是从小写到老啊！到底是古人修得了永葆青春之法，还是中国古时没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此深奥的课题，我这辈子是研究不透了。
我只关心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说的话是真是假，有些人做的事是对是错，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写小说，也没有什么高明的主义，都是些普通人的寻常见识。常有评论家告诫小说家们，要有终极关怀之类。我知道这很重要，但我就是深刻不下去。深刻的作家多着哩，他们能者多劳吧。我想还是先关注滚滚红尘，先思考些浅近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小说表现起来还不太直接，不太及时，不太有力，不太过瘾，就写些短章，把话挑明了说。我知道太直接地说话，很伤害文章的文学性，很为一些大师不屑。可我不是为讨好大师而写作，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师毕竟是少数，我的小说少几个大师读，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于我的版税损失更是大可忽略。何况，中国目前也只听说气功界有大师，文学界的大师谁也还没见过。
我不是一个太愿听从将令的人，好在还没有谁命令过我写文章。当然，这要除却当年写过的公文。那是工作职责所在，只为稻粱谋。顾客让我做一个盘子，我绝不会给他做一个杯子。顾客其实是领导，我却是一直把领导当顾客，所以在官场是混不下去的。一直有人问，你好好的离开官场，难道从来不后悔吗？我想说的是：我在官场原来就不是好好的，而是非常的不好。也没挨打受骂的，只是心里憋得慌。话说回来，当年在官场里头待着，人家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也没觉得有什么为难。只是不堪回首，心想自己那么些年，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罚我回去再过那种日子，一天就会疯了去。如果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倒也相安无事；可我却是人家不让我写什么却写了什么，就是那些小说和杂文。于是，我离开了那个大院。
曾经有段时间，某省有些报刊凡见我的名字，文章就发表不了。有位颇有见识的编辑，却约我写专栏。我因要出门旅行，临走时写了十几篇文章留给他。等我云游回来，竟然见我的文章都换了作者名字，那人叫做浦人。我问：浦人是谁？编辑说：你的第一篇文章出来，我们就接到电话了。可我实在舍不得那些文章，就给你起了个笔名发表。我至今记得，那篇文章就是《常识性困惑》。我新编集子《胡思乱想的日子》，又将这文章的题目改成了《逃离》。鲁迅那个时代，作家们为了逃避当局检查，只好不停地更换笔名。鲁迅先生用过的笔名，不是研究专家还真数不过来。凡是活着的人，时间都在往前走，未必只有我孤魂野鬼地回到20世纪30年代了？
过了几年，风声似乎松动些了，这家报纸又约我写专栏。我对他们说：别再让我换着笔名发文章，大丈夫行不改名立不改姓！于是，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报纸上。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搭乘时间飞船重新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时为2003年。这一年的夏天，我在某地签名售书。一位老人递上厚厚一本剪报：请问这上面的“浦人”，就是您吗？我点头而笑。老人很是兴奋，说：您的文章，不论换什么名字，我都看得出来！我紧握了老人手，向他致以谢意。可老人又问：为什么要换名字呢？我就是冲着您的名字看书买书的！我没法同老人说什么，只能含混地笑。
有时候又想，天下文章真是让前人都写尽了，何须今人劳神费力？读前人的书，发现我想说的很多话都无须再说，径直从书上抄来便行。很佩服周作人抄书的功夫，更深膺当年出版界的风尚。周作人抄书成文，居然可以发表！我只抄过一回书，就是把《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稍加翻译抄下来，竟然也发表了。刘锷笔下所见，我辈仍可见着，也难怪今人文章难逾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