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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肉体生活，不能想象他是在怎样一具肉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肉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略许可以看到孟子对肉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肉体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的。他更是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托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
但孟子轻视感官的“命”，却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的人性，并不包括与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仁义礼智四端。他认为惟此四端，人才区别于禽兽。这是人的高贵优越和独特之处。“命”与“性”虽然都是先天的，但肉体感官的需要是“小体”，单纯追求“小体”的满足是小人；而仁义礼智是“大体”，追求“大体”则为大人。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于是孟子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从孟子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的缘故？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八十二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肉体的世俗生活优裕有关？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宫，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孟子的同代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
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