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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脚有自卑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自卑”二字典出《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意思是说君子修身立德，好比长途跋涉，必须由近及远；又好比登临高山，必须自下而上。自卑亭原处登山要道，欲上岳麓必过此亭。
世人知有岳麓山的，必知岳麓书院；知有岳麓书院的，必知书院门联。湘人历来也颇好以此联夸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从自卑亭的谦恭笃实，到岳麓书院的踌躇满志，相距不过一箭之遥。湘人的狂傲，似乎不屑掩饰。又因外人对门联中的发语词“惟”字误读，似乎湘人真是自大。
湘楚自古固多狂士，而真狂士应是狂而不妄。那位“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籍贯本无详考，不妨把他认作湖湘第一位狂士。如此攀附先古颇有些牵强，听凭冬烘先生们笑骂去。不管是孔门圣经《论语》，还是颇有些抑孔的《庄子》，里面写到的这位狂人都可敬可爱。他看破世道沦落，方才隐而不仕，佯作狂狷，笑讽夫子。这位狂士孤高超尘，直被有些史乘奥典尊为神仙。
楚狂接舆之后，湘楚大地代有狂士。只不过后来的狂士们，多不甘于林泉寂寞，而是抱负鸿鹄青云之志。同为楚地狂士，风骨襟怀颇为异殊，与自卑亭西的岳麓书院大概深有渊源。岳麓书院草创于唐而盛大于宋，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当年与之齐名的白鹿洞书院、嵩山书院、应天书院如今仅存残垣，只有岳麓书院仍薪火相承。一座文脉千年不绝的书院，自会出狷介高古的狂士。遍访岳麓书院旧联古碑，自会知晓历代诸多狂士的掌故。晚清与岳麓书院有关的狂士尤多，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到王先谦、郭嵩焘，他们身上无不带有狂狷之风。孔子有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些狂狷湘人，虽讲究用行舍藏，可他们最重的心念却是行而不是藏。晚清以来家国天下多危难，容不得湖湘的真学子们扮隐士。近代登高振臂多湘人，应者影从遍天下。
岳麓书院虽地处湖湘一隅，而其学统流布超越三湘四水，气接华夏九州。正如清代山长罗典亲撰长联所言：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王闿运虽无岳麓书院游学经历，而此处与他曾经主持过的衡山书院实为气脉相通。岳麓书院有一名联趣闻，后人多把它附会在王闿运身上。说的是王闿运曾去江浙讲学，颇受当地读书人轻慢。江浙千古繁华，文人骚客向来自负。王闿运恰恰其貌不扬，苏杭士人仙裾飘逸，对他很有些不敬。于是，王闿运撰联高挂堂上：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江浙士子见了，再也不敢孟浪。咸丰年间，王闿运曾为权臣肃顺幕宾。一日咸丰读到肃顺的折子，惊叹其文采，问是何人所草。肃顺奏对：“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问：“为何不给他官做？”肃顺说：“此人非衣貂不肯仕。”咸丰说：“可以赏貂！”王闿运因会试不第仍是布衣，而依制只有入了翰林方可衣貂。只因皇上偶然宠幸而赐官，王闿运仍耻于出仕，傲骨可见一斑。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王闿运应邀出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不久他便看出自己尴尬之境，作联道：顾我则笑，问道于盲。联嵌“顾问”二字，明里自嘲，实则狂傲。他调侃袁世凯的对联更是有趣：民犹此也，国犹此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袁世凯为独夫，而将“民国总统”暗嵌于联讥讽之，非王闿运这等狂士不敢为。后人多以王闿运助袁世凯称帝而诟病之，自然无人敢替他辩白。然而狂士谋国心鲁性直，书生用世难免迂阔，终不能笼统以一己之私而论之。
自岳麓书院援木依藤而上，沿路可见许多高冢大墓。从黄兴、蔡锷到陈天华、禹之谟，许多近代仁人志士都长眠于此。累累墓葬装订成册，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湘人之狂，狂在遇事多不惧死。埋葬于此的陈天华愤恨蹈海，只为警醒国人自救自强。陈天华之前欲以身死醒国湘人，还有葬在浏阳的谭嗣同。谭嗣同、陈天华他们在俗人看来，不但是狂，几近于癫和傻。禹之谟墓不太起眼，位于半山腰之小径旁，几乎快要没于芜草。这位湘人竟敢在清廷眼皮底下聚集长沙民众公祭反清志士陈天华，今人观之简直胆大包天！禹之谟之不畏死亦近于狂，而当时的长沙民众更是义薄云天。蔡锷之墓规模宏大，庄严肃穆，配享墓庐。蔡锷将军为了讨袁拔剑南天，以一隅而抗天下，自言明知无望，亦不为争胜利，只为争四万万同胞之人格。这等义举，非有狂气，断不敢为。
登岳麓山必经自卑亭，而自卑亭的精神实为岳麓山的根柢。岳麓书院固然有许多大气磅薄的联语，也更有诸如“实事求是”等朴真致性的箴言。自古湖湘狂士无不从“自卑”而入门径，又以“敢为人先”、“经世致用”而纵横天地。没有狂气，不成湘人；只知狂傲，亦非真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