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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堂街旁边的特尔森银行是一个老式的地方，甚至到了公元一七八○年也是这样。它狭小。昏暗。丑陋。而且不方便。在精神上，它更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所在，银行的股东们以它的狭小，它的阴暗，它的丑陋和它的不方便为荣。他们甚至炫耀这些特色的卓越之处，充满激情地公然宣布:要是它不这么令人厌烦，它就不可能被人敬重了。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信仰，而是他们对付那些营业更方便的同行的有效武器。特尔森银行他们说不需要宽敞，特尔森银行不需要明亮，特尔森银行不需要装修。诺克斯联合银行也许需要，斯诺克斯兄弟银行可能需要，但是特尔森银行不需要，感谢上帝!
在改建特尔森银行这个问题上，不论股东的哪一个人的儿子敢于提出这种建议，他一定会被他父亲剥夺继承权的。在这个方面，银行与这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国家常常因为有人敢于提出改革那些早已遭强烈反对却更加受到尊重的法律和陈规陋习的意见，而被剥夺继承权。
因此，特尔森银行在不方便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阵微弱的格格声后，一扇愚笨固执的门突然打开了，你会失足跌落特尔森银行的两级台阶，等你恢复知觉时，你会发现你站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店铺里，里面只有两个小柜台，柜台后一位老人摇着你的支票，发出好像被风吹动似的沙沙声，接着他们在最阴暗的窗子前面查验上面的签字；那些窗子常年受弗丽特街道泥水的淋浇，再加上它自己的铁窗栅栏和圣堂街浓重的阴影，使得屋里更加阴暗。如果你的业务迫使你深入这幢"大楼"，你就会被放进后面的"囚犯监牢"里，在那儿你完全可以反省你虚掷的岁月，一直要等到这所银行将手伸进它的钱袋里，而在那昏暗的光线里你根本看不见它。你的钱进出于虫蛀的木制抽屉里，抽屉开关时，它们的尘埃就飞进你的鼻孔，然后钻进你的喉咙。你的银票散发着一股霉臭味，好像它们马上就会重新化为破布片似的。你的金属牌子被贮藏在附近的污水池里，许多传染病毒在一两天内就腐蚀了它的光泽。你的契约放进了由厨房和碗柜组成的临时保险库内，羊皮纸上腐化了的油脂飘浮在银行的空气中。装着你的家族文书的轻便盒子摆放在楼上巴米塞得房间里，那里有一张大餐桌，但从来没人在此就餐过。那儿仍珍藏着你的旧情人和你的孩子写给你的最初几封信，甚而至于直到一七八○年，它们才刚刚幸免于被人从窗口暗送秋波的恶运，确切地说，是那从悬挂在圣堂街里的人头偷送的媚眼，这种惩处的残忍野蛮是可以同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国或阿散蒂国媲美的。
不过，真的，在那时处死是流行于各行各业的一种办法，特尔森银行当然也不会完全不采用。既然死亡是自然界对万物的一种补救办法，它为什么不能成为立法机关的补救措施呢?因而，犯伪造罪者被处死；使用伪币者被处死；违法私拆信件者被处死；偷窃四十先令六便士者被处死；在特尔森银行门前企图窃马者被处死；伪造一枚劣质先令者也被处死。总之，全部犯罪领域里的四分之三的涉足者被处以死刑。不是因为这种补救措施有任何防止犯罪的功能，几乎可以说，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在这人世间里结清了每一个特殊案件的全部麻烦，没有留下一点后顾之忧。因此，当时的特尔森银行，与当时更大的营业场所一样，也曾经结束过许多人的生命。如果将那些砍落在银行前面的人头排列在圣堂街里而不是像当时这样秘密地处理掉了，那么，它们或许会把银行一层所有的一点光亮全部遮住，成为一种富有意蕴的景观。
特尔森银行里那些老态龙钟的人们挤夹在各种昏暗的大橱小柜之间，正严肃认真地办理业务。当他们把一名年轻人收罗进伦敦特尔森银行总部时，他们就把他藏在某地，一直到老，就像藏一块干乳酪一样把他藏在一个阴冷角落。等到他浑身散发着特尔森银行特有的气息和长满霉菌时，他才被允许出面接待顾客，引人注目地钻研着大大的帐本，而且把他的裤子和套鞋都加入这银行的全部财产中。
特尔森银行门外有一个临时工，不经使唤就不得进入，有时作杂务工，有时作信差，成了这家银行的活招牌。营业时间里他绝对不会外出，除非另有安排，而在他出差的时间里替代他的是他的儿子:一个十二岁左右的面目可怕的顽童，与他父亲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们很理解特尔森银行竟然会堂而皇之地容纳这种临时工。因为银行通常宽容他这种地位的人，而时势就会把那人推到了这一位置。他姓克伦丘，因为年轻时他曾委托人在洪兹迪教区的东头教堂里声明放弃黑社会工作，于是，他就得到了"杰利"的绰号。
事儿发生在伦敦怀特费里尔斯区亨宁所特巷的克伦丘先生私人住宅里；时间是"安诺。多米尼"一七八○年三月一个有风的早晨，七点半。克伦丘先生常常将"安诺。多米尼"读为安娜。多米诺，显然，他以为耶稣纪元是以这位太太命名的通俗游戏的发明那天算起的。
克伦丘先生的寓所并不在体面舒服的街区，连同装了一块玻璃窗的厕所在内，他家里统共只有两个房间，但是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三月里刮风的那个早晨，虽然时间还很早，他仍在睡觉，但房间却已经擦洗干净了。笨重的木制餐桌上已经铺上了一块洁白的桌布，放好了早餐用的杯碟。
克伦丘先生静卧在缀满补钉的被褥下面，好像哈勒昆在家一样。开始，他睡得很香，但是，渐渐地，他开始辗转反侧，直到抬起上身，露出钉子似的头发，好像一定要将被子撕成碎片似的。在这当儿，他用暴怒的声音吼道:"杀了我，如果她不是又在搞那一套的话!"一个样子洁净且勤劳的女人在一个角落里站直了跪着的双腿，她的慌乱和惶恐足以表明她就是克伦丘所指的那个人。
"怎么!"克伦丘先生说，坐在床上找着一只靴子。"你又在搞那一套了，是吗?"用这第二句话祝了早安后，他把一只靴子朝窗口扔去，算是第三个招呼。这是一只沾满泥土的靴子，由此可以猜想到与克伦丘先生的家庭经济状态有关的某些特殊现象:结束银行工作之后，他总是穿着干净的靴子回家的，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这同一双靴子上总是沾上了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