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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说：“上帝就是爱。”最初构思此书时，我觉得约翰的名言为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我可以用它贯穿整个主题的始终。我认为自己应该能够说，人类的爱只有在与大爱（即上帝）相似时，才可以称为爱。因此，我首先将爱划分为给予之爱与需求之爱。给予之爱的典型例子是一个男人为家庭未来的幸福筹谋划策、工作、积蓄，虽然这种幸福他不能享受或者见到；需求之爱的典型例子是孩子在孤独、惊恐时扑向母亲的怀抱。
这两种爱谁更接近大爱本身，毋庸置疑。上帝的爱是给予之爱：圣父将自己的一切所是及一切所有给予了圣子；圣子也将自己返还给了圣父；圣子还将自己给予了世界，为了世界，将自己给予了圣父，从而也将（位于自己之中的）世界返还给了圣父。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对上帝生命的认识，有什么比需求之爱更为不当的呢？上帝一无所缺，而我们的需求之爱，正如柏拉图所见，是“贫乏之子”，是我们真实的本性在意识中的精确反映。我们生而无助，一旦意识成熟，就会发现自己孤独，无论在身体、感情还是智力上都需要他人，我们若想对任何事物（甚至对自己）有所认识，都离不开他人。
我原以为这本书写起来会很轻松，只是简单地对第一种爱予以颂扬，对第二种爱进行贬抑就可以了。我原先打算讲述的内容，很多在现在看来仍然正确。我仍然认为，我们所说的爱若仅仅是一种渴望——渴望自己被爱，那就十分可悲。但是现在，我不赞同我的恩师麦克唐纳的观点，即，如果我们的爱只是指这种渴望，我们就把根本不是爱的东西误当作了爱。不可否认，需求之爱是爱。每次我否认它为爱，试图沿着这条思路作清晰的思考，都以困惑与矛盾告终。现实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首先，如果不称需求之爱为“爱”，我们势必会戕害大部分语言。语言当然不是万无一失的标准。但是，尽管有着种种缺陷，语言中仍然包含着许多积淀的洞见和经验，开始时你不尊重它，到头来会招致它的报复。我们最好不要学亨普蒂·邓普蒂，随心所欲地赋予语词以意义。
其次，在称需求之爱为“纯粹自私”时，我们一定要谨慎，纯粹是一个危险的字眼。毫无疑问，像其他本能一样，人也可能出于自私纵容需求之爱。贪婪霸道地索求爱也许很可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因孩子向母亲寻求安慰，称他为自私，对成人在同伙中“找伴”也是如此。很少这样做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通常都不是最无私的。在心中出现需求之爱时，我们可能有理由对它予以拒绝，或彻底地克制。但是，缺乏需求之爱通常都是冷酷的自我主义者的标志，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彼此需要（“那人独居不好”圣经）。这种需要不以需求之爱的形式在意识中出现，换句话说，那种虚幻的、认为“独居是好的”感觉，是精神不健康的症候，正如食欲不振在医学上是不健康的症候一样，因为人确实需要食物。
第三点要重要得多。每个基督徒都同意，人的精神健康与他对上帝的爱完全成正比。但是，人对上帝的爱就其本质而言，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需求之爱，往往还纯粹是需求之爱。这点在我们祈求罪得赦免、患难中祈求帮助时显得尤为明显。从长远来看，随着意识的不断成熟，我们也许会更清楚地发现：我们整个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我们的存在不完整，尚处初始阶段，空虚而混沌；我们向上帝呼求，唯有他能够解开纠结、拾缀松散之物。我并不是说，除纯粹的需求之爱外，人不能带给上帝什么。高尚之人也许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超越了需求之爱。但是我想，他们也会第一个告诉我们，一旦一个人胆敢认为自己能永远处于那样的境界，从此抛开需求的成分，那样的境界便不复是真正的恩典，将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幻想，甚至最终沦为邪恶的幻想。《效法基督》中说到，“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The highest cannot stand without the lowest）。”一个在造物主面前夸口说“我不是乞丐，我无私地爱你”的受造物，是一个愚蠢狂妄的受造物。那些对上帝的爱最接近给予之爱的人，很快、甚至当即就会与那个税吏一起捶胸，将自己的贫乏敞露在唯一真正的给予者面前。上帝会让我们这样。针对我们的需求之爱，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在旧约中，他也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
因此，有一种需求之爱——一切需求之爱中最重要的需求之爱——与人最崇高、最健康、最现实的精神状态相吻合，或者说，至少构成了它的主要成分。这样，我们就势必得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人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像上帝时，最接近上帝。因为，有什么比完满与匮乏、君权与谦卑、公义与忏悔、无限的权力与祈求帮助，相去更远的呢？第一次发现这个悖论时，我大为惊愕，彻底打消了以前准备著书论述爱的念头。面对这个悖论，我们似乎只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