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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隐达反复说要大家说自己的意见，用意就是让大家别受刘志善的影响。他相信在座各位这一点理解力还是有的。
王永坦接着发言，说：“这个规划讨论稿在形成过程中，我同关书记听过多次汇报，有些意见都提过了，这里就没有具体意见补充。”王永坦说完这几句，便重复着关隐达刚才讲的意思，让大家畅所欲言。王永坦现在虽然仍是代理县长，但地委已预先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他说话的分量便不同了。大家便按关隐达预想的那样，建设性地讨论下去了。
大家整整讨论了一天，会议原则同意了这个规划。关隐达在拍板时，说到工业问题，全场鸦雀无声。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工业问题。
关隐达说：“同志们，我县经济工作中最薄弱的是国有工业，这是我县财政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但凡事都是辩证的，正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份额小，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的包袱也就相对小了些。但无工不富，这是人们喊了多年的一句老话，我们不办工业不行。问题是怎么办工业？”
关隐达说到这里，似乎把头也偏成了个问号。会议室更加静了，好像大家都在思考他的提问。稍停片刻，他接着说：“我们在规划中专门讲到了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大力支持私营工业的发展。其实地委几年前专门就此作过决定，我们县落实得并不理想。请同志们务必深刻领会这项政策的内涵，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组织实施。今后，我们政府原则上不再投资办国有企业，至少在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之前，我们不会新办。我们黎南的情况是赚得起赔不起。明摆着国有企业办一个垮一个，我们何必要做蠢事呢？”
经委舒主任听了这话，不由得脸上发红。关隐达便朝他笑笑，暗示一种安抚。他当然知道，国有企业办不好，怎么怪得上经委主任？可有些人自己没本事做事，偏好在一边说鬼话，说什么经委主任不该安排个姓舒（输）的，而应找个姓赢（盈）的。只是我们黎南的姓氏，一舒二向三张四李，就是没有姓赢的。企业哪有不亏的？
经委舒主任好像明白了关隐达的意思，也会意而笑。关隐达接着说：“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来，担心个体私营经济多了，会产生一个阶级。我想就此多说几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善意的，却又是糊涂的。我说如果钱多了就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我巴不得我们县里六十万父老乡亲都成为资产阶级。怕只怕老天一时还不会这么开眼啊！”
大家轰地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关隐达这句幽默话很有意思。他也笑笑，但马上脸色又严肃起来，说：“中央早就说过，请大家不要再在姓‘社’还是姓‘资’上做无谓的争论，可有些同志的观念就是一时改变不了。为什么这个观念如此难以改变呢？有人说这是‘左’的观念，我分析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说具体一点，就是封建正统观念在左右一些同志的思想。”
也许封建主义这几个字人们早不太听说了，会议室里就有了悄悄的议论。关隐达便喝几口茶，缄默一会儿。下面自然就静下来了。他便继续说，“中国历史上，凡是经历重大社会变革，总有一些人抱残守缺。也许这种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客观上却是有害的。譬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有些开明之士就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所谓以夷之长制夷之短。但那时就有了夷夏之辩，认为只有华夏大帝国才是正统的，总担心学了洋人就变成洋人了。回过头我们看现在，所谓资社之争，同一百多年前的夷夏之辩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夷夏之辩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只是我们为这个笑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么我们为何不以史为鉴，反而硬要为历史留下新的笑柄呢？”
关隐达说到“笑柄”二字，脸上也有了笑意。但他心里却在仔细把握自己的笑。他想这会儿脸上的笑应是善意的笑，征求意见的笑，而不是一种自命高明的嘲笑。他认为一位成熟的领导，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嘲笑下级。他回首四顾，感觉同志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在响应他了，又说道：“有些同志听了这些话也许感情上受不了。是啊，我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讲话，为什么反而成了封建主义？同志们，我不强调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但现实问题就容不得我们再争来争去了。如果有些同志硬要问我，我们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我不是理论家，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大家。但我想，至少可以叫他们为生产阶级。他们在生产啊同志们！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啊同志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