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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百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少数民族以之煮饮奶茶的方式,是经得起考验和充满智慧的。
黑茶的工艺启蒙,来源于边销茶,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茶的利用和发展,首先从荆、巴地区开始,然后影响到长江流域,继而开始向北方地区传播的。唐代的《封氏闻见记》,记载过一个饮茶的传播片段:“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根据封演的记载,唐代的茶叶从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饮茶的习俗,从江淮地区沿着茶叶的运输路线,从山东的邹县、曲阜,经过济南、沧州、德州等地区,弥散式地向当时的洛阳、长安等京邑地区传播。
饮茶习俗最早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和传播,古今的很多历史资料,均指向唐初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各色茶叶及饮茶习惯。唐代陈陶的《陇西行》诗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如诗中所言,文成公主利用她尊贵的地位和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西藏人的饮茶习俗,我认为有此可能,但缺乏翔实的史料证据。
私房茶暗香盈袖
植物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机遇,如茶。唐代的饮茶之风,在当时是作为先进、时尚的文化形态,北传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其性质和模式,与可口可乐、星巴克、麦当劳等强势消费文化的入侵雷同,都曾以时尚的标签,风靡中国市场。《新唐书》有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尽管当时少数民族的贵族,能有幸喝到唐朝政府赏赐的蒸青团茶,但茶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属于奢侈品。作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轻易得到或拥有茶叶资源的。到了唐代的中后期,西藏地区的贵族,对茶有了一定的认知。据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这近似唐代封演描述的,来自江淮的茶叶色额、品种甚多。赞普展示给鲁公的茶叶,应该多为朝廷赐予的等级较高的贡茶。
即使到了宋代,茶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够随便喝到的。辽国契丹皇帝过生日,在宋代皇帝馈赠的礼物中,据《契丹国志》记载:其中有“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的乳茶,是福建建州的团茶,辽人非团茶不贵。《辽宫词》有:“解渴不需调奶酪,冰瓯刚进小团茶。”虽赠茶数量区区,却由此可见宋代茶叶的珍贵。当普通百姓千方百计,能喝到点粗放的边销茶之后,金国统治者又感觉贸易逆差太大,政府财政吃不消,于是,尚书省便上奏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属之物也,若不禁,恐耕财弥甚。”辽金上层对国人消费的这种冷静反省的图强精神,短短数年,就使外强中干、号称高度文明的宋朝王室,集体沦为阶下之囚。靖康耻,何可雪?鉴于此,据《章宗本纪》记载,皇帝完颜璟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见微知著,一个政权,励精图治值得称赞,但这种只许州官品茗,不许百姓喝茶的等级歧视,将会成为芸芸众生永远的愤愤不平。
宋代为了控制茶马交易,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别负责管理买卖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等事宜。不久,又把二者合并为茶马司,由政府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买马事宜。以内地多余之茶,换战争必须的番人良马,取长补短,占尽先机。黄庭坚有诗:“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四川产茶量大,西北又与西藏为邻,故川茶在历史上有“边茶”之称。用于茶马交易的茶,所需量大,多采得粗老质劣。待茶从四川运到少数民族地区,至少耗费半载光阴。篾篓包装的茶叶,在人背马驮的一路风雨中,必然吸湿受潮,因湿热作用造成茶的发酵及叶绿素脱镁,茶的色泽便由绿变乌,故在当时的边销茶,又称“乌茶”。《明史·茶法》有载:明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关于乌茶的重量,《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记:“利州路夏税37028斤,秋税170斤;夔州路7907团,每团25斤,共197725斤。”从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宋代的边销茶,不是八饼或20饼一斤的龙团凤饼,是体积很大的蒸压成团的绿毛茶。把茶叶体积高度压缩,是为了运输方便;采用25斤的蒸压绿茶为一团,大概是盛茶的篾篓体积所限。
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指出:“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元代四川销往藏区的茶,统称西番茶。唐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邛临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名山,即是今天的四川蒙顶山。忽思慧所言的西番茶,即是四川临邛的火番饼,到了清代,仍是与普洱茶同等重要的贡茶。宋代梗粗叶大的“西蕃茶”,又叫马茶,就始于四川邛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