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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不怕开水烫，叶底能否耐得住高温的浸泡，是检验茶品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代初期，孟诜在《食疗本草》中，首次记载了茶的制作，需要“蒸、捣经宿”，这意味着蒸青绿茶工艺的从此诞生。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的“茶是茗嫩叶，捣成饼，并得火良”，明确了唐代蒸青饼茶的存在，并且进一步认为，用炭火炙烤过的饼茶品质较好。肇始于唐代的蒸青绿茶，由于茶的揉捻工艺还没有产生，因此，茶青经过蒸捣后，如《茶经》所言，经过“拍之”的，就属蒸青饼茶；没有“拍之”环节的，就是陆羽记载的“饮有粗茶、散茶、末茶”。由此可见，唐代绿茶的存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决定了唐代的吃茶方式，肯定不止煎茶一种。
绿茶的蒸青工艺，因为蒸汽升温快，杀青时间短，蒸汽的穿透力强，所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叶绿素的损失。但是，由于鲜叶中酶的活性钝化太快，可能会造成香气物质的减少。蒸青绿茶与炒青绿茶相比，颜色翠绿而香气偏低，这是蒸青绿茶最终会被炒青绿茶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今天为止，只剩下了湖北的恩施玉露，还在苟延残喘。恩施玉露的遗留至今，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偏之一隅。故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其中蕴含的哲理是一致的。
中唐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有“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这说明在唐代，炒青绿茶工艺已经诞生，只是太过小众，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唐代悠扬喷鼻的炒青茶香，驱散了刘禹锡昨夜未消的酒气，清峭彻骨的茶味，使人烦襟顿开。“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诗内茶外，蕴含着刘禹锡如茶一般的不同污、不合流的高洁操守。“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就是他一生的信仰与写照。
北宋欧阳修记载的日铸茶，就是典型的炒青茶。他在《归田录》写道：“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第一。”日铸茶，又名“日注茶”，产于浙江绍兴会稽山的日铸岭，是源远流长的历史名茶，也是明朝张岱创制兰雪茶的原料。绍兴，是陆游的故乡，他在《安国院试茶》诗后，自注家乡的日铸茶时写道：“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从中可知，一生爱茶的陆游，大概是最早关注并记录绿茶撮泡饮法的文人。“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是明代陈师在《茶考》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明代流行于杭州的撮泡法，可能是受到了绍兴日铸茶的泡法影响，而日铸茶的撮泡，在宋代就业已存在。即使在明代初期，撮泡法仍旧是小众行为，对此，“北客多哂之”。这也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在明代中早期的炒青绿茶，并没占有主导地位与得到广泛普及。到了清代乾隆时期，茹敦和在《越言释》里，对撮泡法做了解读，他说：“撮泡茶者，即叶茶，撮茶叶入盖碗中而泡之也。”
很有意思的是，撮泡法在宋代已有据可查，可是，为什么到了明代以降，才渐渐异军突起呢？据考证，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在泡茶时，常常把水果、干果、蜜糖等一起混杂在茶汤里，连吃带喝，颇为不雅，故有人调侃：“食竟则摩腹而起，盖疗饥之上药，非止渴之本谋，其于茶亦了无干涉也。”“虽名为茶，实与茶风马牛”。茶饮本来是雅人深致，渐渐却被恶搞成饱腹的俗物，由是撮泡之茶，遂至为世诟病。
茶的发展到了明代，已彻底脱去了元代饮茶浓重的酥油味道，渐渐呈现崇新改易，一派清新自然气象。如朱权所言：“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以遂其自然之性也”。朱权对明代饮茶、制茶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可谓登高一呼，电照风行。茶的制作发展，从唐宋的蒸青团茶，逐渐解放为蒸青散茶为主，又从蒸青散茶逐渐过渡为炒青散茶。炒青散茶香高味厚，滋味浓烈，显然与明代文人所追求的淡雅清妙相违和，于是，清幽甜纯、天下最号精绝的烘青绿茶，在苏州的虎丘寺诞生了。徐渭有诗：“虎丘春茗妙烘蒸。”文震孟赞美虎丘茶，“色香与味在常品外”。虎丘茶的问世，深刻地影响了明代最为时尚的松萝茶的诞生，这才使郑板桥口齿噙香，写下了“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的佳句。文震亨洗却诗肠，留下了“撮泡松萝浅碗茶”的清绝。虎丘茶的出现，像一缕清风吹过，影响了明代诸多名优绿茶的制作技术，使得明代茶的发展，整体又开始趋向精致，滋味更趋清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