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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星期四上午，是个平凡单调的日子，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天，埃勒里·奎因正式接触到这个后来被称为“卡基斯案”的错综复杂的哑谜。此时的埃勒里，还是年少气盛趾高气扬；并且，他与纽约市警察当局的关系也还未充分明确，因而颇有点儿抢人饭碗之嫌，尽管他作为理查德·奎因探长的儿子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位。其实呢，对于埃勒里那种引经据典地依靠纯粹推理来解决实际刑事犯罪问题的方法，连那位老成持重的探长也带有疑问。然而，由于埃勒里曾经根据他那仍在发展中的演绎法的本领承办过几件独立的案子，这就构成一个先例，使他在地方检察官桑普森拉响开会警钟时，有理由冷静地判断自己必然也在会议出席之列。
说句老实话，埃勒里根本一点儿也不知乔治·卡基斯的死讯，更不必说遗嘱被偷的事了。因此，他向地方检察官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除了埃勒里本人之外的每一个出席会议者都已经知晓的。这时的地方检察官还没有像后来那些年代里那样成为他亲密无间的伙伴，故此刻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连探长也感到恼火，并且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出来，于是埃勒里仰靠在桑普森的优质皮椅背上，脸微微发红。
出席会议的人都很严肃。会上有桑普森，这时他当检察官还不太久，虽然身材瘦小，但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期，所以给人以强劲刚毅之感——目光锐利，神彩奕奕。起初他对这似乎荒唐可笑的棘手问题并未仔细推敲，因此一点也不着急。会上还有佩珀，桑普森的检察班子中的一位精敏干练的成员，被指定负责行政工作，这时他那结实强壮的整个身躯都是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会上还有克罗宁老头，他是桑普森的第一地方副检察官，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比上述两位同事成熟明智得多。他是个老手了——一头红发，有点儿神经质，像小驹一样敏捷，像大马一样老练。会上还有理查德·奎因探长，他已是老态龙钟，干瘪的面庞又小又尖，须发都呈灰白色，形状更像一只鸟儿——这位瘦小老头儿，具有对旧式领带的偏嗜，具有一头猎狗的潜在韧性，还具有正统刑事犯罪学方面的丰富知识。他这时正在起劲地玩弄着他那相随多年的褐色鼻烟壶。
当然，会上还有这位埃勒里——此刻的埃勒里尚未琢磨成器呢。当他阐述一个论点的时候，会挥舞着他那发出闪光的夹鼻眼镜。他笑的时候，整个脸都呈现着笑意——大家都称道这是张俊脸，轮廓修长，惹人喜爱，一对清澄明亮的眼睛显示出他很有头脑。除此之外，他与一般刚出校门的年轻小伙子没有什么不同：高高的身材，不修边幅，肩膀宽阔，擅长体育运动。在他望着桑普森的时候，这位地方检察官明显地感到很不舒服。
“好吧，诸位，咱们面临的还是老一套，”桑普森嘟嘟囔囔地说，“头绪很多，可是无从下手。好吧，佩珀，你还发现了什么可以让我们伤伤脑筋的情况吗？”
“再没有要紧的事了，”佩珀阴沉沉地回答，“我自然一抓住机会就对斯隆这家伙敲打了一番——跟他单独接触。这个活宝是唯一因卡基斯新遗嘱而受到损失的人。不过，斯隆跟我装闷葫芦——昨天一整天他死不开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又没有什么证据。”
“会有办法的。”探长含糊地说。
“胡说，老兄，”桑普森劈头打断了他，“拿不出一点儿对他不利的证据。而对斯隆这号人物，你又不能仅仅因为他有犯罪动机就进行逼供。佩珀，还有什么情况吗？”
“唉，韦利和我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两个也都明白这一点。我们无权使这房子与世隔绝，所以韦利昨天已不得不把他手下两个人撤走了。我不大甘心这样轻易放手，所以我昨晚就在那儿守了一整夜——我认为他们那些人大概根本不知道我在那儿。”
“发现什么了吗？”克罗宁好奇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