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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听了荣禄的报告，十分懊恼，望着眼前见底的昆明湖，大声对荣禄说：“天下这么多人都提倡维新变法，李经述在山东，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为什么皇上偏偏选中这个狂傲无知的康有为？他们可真像这两条不知死活的金鱼呀，放着这广阔的湖水不去，偏偏活在鱼缸里，找死！”
荣禄说：“方今天下大势，诚如李中堂所言，非维新变法不可！但有为这人，不堪重用，还望老佛爷多敲打皇上，皇上毕竟还年轻，容易被康有为的妖言蛊惑。”
确实，1893年，中国的朝野上下，对维新变法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上下形成了共识。李经述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和李提摩太一起编著了《泰西新史揽要》，随即刮起阅读旋风，从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新闻从业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经李提摩太翻译，1892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初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泰西”（指欧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
李经述也很赞赏《泰西新史揽要》里“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的观点，在《华报》上写文章，鼓吹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
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对此书表示赞赏。光绪皇帝得识此书，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其实，康有为所上的奏折谈维新变法，许多理念和建议均来自《泰西新史揽要》及李提摩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不过，虽然维新变法已形成共识，但如何维新变法却没有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此时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李经述、刘坤一、张之洞等，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慈禧很恼火的是，光绪皇帝放着李经述、张之洞这样她欣赏的良材不用，急于推出康有为等人来维新变法，这触犯了刚刚到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的逆鳞。这也很好理解，一般做惯了领导的人，真正安心过退休生活的人，并不多，慈禧将光绪皇帝选择康有为来当维新变法的旗手，当成了他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
于是，慈禧下了一道懿旨，将李经述在山东改革的成效报告送给光绪皇帝，暗示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要慢慢来，要务实，不过此时，光绪皇帝此时的脑袋已经被康有为和翁同龢的“三年可自立富强”的牛皮吹得“发热高烧”了，他觉得李经述的逐步改革需要二三十年，等不及了，自己亲政都快四年了，还当个傀儡皇帝没意思，现在有翁同龢、康有为等一帮人支持，应该努力向“亲爸爸”争取一下权力。
不过光绪皇帝一向还是胆小，不敢直接去找慈禧太后说这事，他召见了当时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也就是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慈禧：“朕要用康有为变法维新了。太后若仍不给朕事权，朕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