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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