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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外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