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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认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里可以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媲美的著名诗句。
一个是庶民的誓言，一个是庶民在对心仪的女子求爱，一个忧伤，一个愉悦，却都是非常朴直的表达。先秦的人活得更接近大自然天性，高兴了就唱，不高兴也唱。中国最早的诗歌不是四平八稳写在纸上的，而是唱出来的，飞流直下三千尺般的跌宕起伏，珠玉落银盘似的清脆响亮。
我们常常看见，电视剧里一些稚童，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可爱样子。男女相悦是如此的天经地义。《诗经》传达的本就应该是这样发自心芽的喜悦或是忧伤，而不是后来被朱熹注的污七八糟，“一颗红心向太阳”式的教条版《诗经》。
朱熹这个人曲解诗意，我是非常不喜欢他的。开篇就将庶民求欢的《关雎》曲解为歌颂后妃之德，凡是涉及男女之爱，他都斥之为“淫”，又一再将自己的学术意志强加于一本天性自在洒脱的书，好比将一只遨游碧天的凤凰圈养成供人取乐献媚的山鸡，舞姿再高妙，都已失去最初的翩然仙气。
幸而，《击鼓》未被荼毒。研究“诗”的学者，几乎没有异议地认定它是一首说“戍卒思归不得”的诗。一个被迫参加战争戍守边疆的士兵，含泪唱出爱情的誓约。换言之，它是一首“反战诗”。
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夏，卫联合陈、宋、蔡共同伐郑。“击鼓其镗，踊跃用兵。”诗的开头，一场战争打响，他是那个主战国队伍里的一个普通小兵，跟随他们的将领孙子仲，踏上茫茫的征途。
但是这次，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子民必须承担的责任，只是君主之间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
战争，征服的欲望好像一个巨大的旋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所有无辜的人席卷入内。当北宋的范仲淹写下“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时，心情想必是晦暗萧瑟的。他一定想到过放弃，逃离，甚至，有一瞬他想要有一种力量去解放这些身处旋涡里的人，也解放他自己。大家逃了吧，散了吧，这四面边声连角起，长河落日孤城闭，大雁的哀号，连营的号角，是如此的摧人心肝！
可惜，他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从将领到士兵，所有的人都是受害人，需要背井离乡，告别家人，将自己放逐到千里之外。而死亡，那本就不能确定何时出现的流星，在战场上，更可能随时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