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诗案——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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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斗士性格并不止于官场。他写诗也力求新意，开出于前人不曾道及的境地，且看他的两首《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其一）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其二）
说实话，从古至今春愁春恨已被人吟诵多年。到了春天集体发春，多愁善感更是文人的通病，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因为他这两首诗改变风气。春风拂面勾引多少情思、诗情，他却是这样绝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一定要颂扬秋天，写出不一样的风度来。
无须惊讶，他绝不人云亦云的性格由来已久。翻开时间往前看，看他最开始为什么遭贬谪，你就明了前因后果了。
805年开始，唐顺宗时发生的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或是“二王八司马事件”。短短的146天，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初时颇得民心。这时从内廷发出的新皇帝的接连几道诏书都大快人心：一道诏书处置了大贪官京兆尹道王李实，诏命一出，市井欢呼；一道诏书召回被贬逐的陆贽、阳城等几位名臣；一道诏书释出后宫女子三百人，放出教坊女子六百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悲喜交集的人们哭声震天；一道诏书宣布停止盐铁使给皇帝的“月进钱”；一道诏书宣布大赦，同时还蠲免所有积欠官府的钱粮，停止节度使常贡之外对皇帝的“进奉”。几项举措针砭时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博得赞誉一片。
身为改革中年轻的仕途得益者，刘禹锡也志得意满。王叔文赞他“有宰相器”。《旧唐书》中《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往常，我们通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文看见的是，两人遭贬谪之后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险地依然关注民生励精图治，这是事实，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另一些被文字诗情掩盖的事实。
改革风头最劲、形势大好之际，“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清楚自己对的是一群老谋深算实权在手的藩镇节度使和老臣。他们最大的后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顺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宦官。这依靠的基础就太不稳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