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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点点头，有点紧张地说：“只有一副包金小藤镯。”说着把行李递出去。她申请到香港大学复学批准，如果不能去，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检查过关的人果然看不出她是红极一时的张爱玲，除了狠狠地检查了一下她的首饰，把一对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的包金小藤镯刮花了以外，没有过多的刁难就放行了。这小小的意外令她窃喜，这窃喜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形象百变却能瞒人的肯定和满足，如小时候躲起来大叫“你看不见我”时掩耳盗铃般的喜悦。
想象着爱玲穿着花布旗袍，站在那个折腾她手镯的小同志面前的可怜相，又心疼又心急，敢怒不敢言。她在后来的文章里，用的是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民兵检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张爱玲站在船上，松了口气。回过头来，深深地凝视着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离开上海的经历平顺简单，甚至有一种喜剧的轻松。但是，对于爱玲，也许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
《对照记》里有一张照片一直是我最爱，她穿着缎子作的高领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软闪亮，人也半昂着头，眼睛朝着侧上方，短发。给人一种清贵桀骜的姿态。衣服和人都是那样寂寞，搭配得却又是那么恰到好处。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难以确定它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爱玲照这张相时的天气如何，那是她生命的一个瞬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地址是香港兰馨照相馆。
一九五四年，她从上海到了香港。那时候她早已和胡兰成离婚多年，彼时看上去，仍是一株兰花，开得淡妆浓抹两相宜，只是少了赏花人，略略显得意兴阑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