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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的爱玲已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希望弟弟成为自己期望的那种人。她总是那样霸道,小时候玩游戏,她要张子静听她调派,他不愿听,两个人就吵起来。有一次和家人去杭州玩,爱玲想到有好电影上映,立时要赶回上海来。没奈何,张子静只得陪着她回来,连看了两场,他喊头疼,爱玲却一点不在意,只说道:“要是赶不回来,我才难受呢?”他的忠厚,映衬了爱玲的任性。
童年的爱玲有张子静的陪伴是她的幸福。老天不放心她独自在那个阴霾的天空下活着,所以给了她一个弟弟。他们有相连的血缘,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一起经历年幼年少时家族的繁盛,也见证了它的没落。
父母剧烈争吵时,爱玲和他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小小的三轮车。两个人都不做声,他怯怯的,慌乱的,像小鹿一样受惊的眼神。爱玲想来多了一点倔意,一声不吭地看着晚春阳台上的绿竹帘子,满地密麻的阳光,想着心事。她与弟弟安静地相对,多少有些安慰。
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
长大了,爱玲被母亲拐送到学校里去。母亲为她推开了一扇窗,爱玲由此看到外面壮阔的世界,否则即使她天资颖悟,最终也不免走上女学生到少奶奶一条绝径。
而他却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父亲躺在烟铺上对继母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