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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床上把她抱起来靠床头板坐着。他将她紧抱在怀里,她的大脑在慢慢死去。他用下巴将纱巾从她剩下的一点头发上推开。他没有哭。他已经哭够了。
克劳福德给她换上她最喜爱的也是她最好的睡袍,然后在那架抬得高高的床边坐了一会儿,抓着她的一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手灵巧、聪慧,一生从事园艺的印痕都留在了上面,而今被静脉注射的针头扎得是斑斑点点。
当她从花园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她的手闻起来如百里香一般芬芳。
(“这东西想起来就像是你手指上弄上了鸡蛋清一样。”在学校时女孩子们曾这样跟贝拉谈论起性的问题。她和克劳福德曾在床上笑谈过这事儿,多少年前,多少年后,去年,都曾笑谈过。别想这个了,想点好的事儿,纯洁的事儿。那可就是纯洁的事啊!她戴着圆帽和白手套,正乘着电梯上楼去,那是他第一次吹口哨,吹一支由“跳起比津舞”改编的充满激情的曲子。在房间里,她还笑他,口袋里乱七八糟,东西装得满满的,像个孩子。)
克劳福德试着走到隔壁房间去——只要他想,仍然可以回过头从打开的门看到她,看到她在床头灯温暖的灯光里安详地躺着。他在等,等待她的身体变成一件仪式性的物品,离开他,离开那个他在床上抱着的人,离开那个他此时心中依然视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人,那样,他才能叫他们来把她弄走。
他垂着空空的双手,手掌朝前垂在身体的两侧。他站在窗口,眼望着空空的东方。他并不在等待黎明;东方不过是窗户的朝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