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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内，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受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年1月1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听到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也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德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了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南方革命党的“妥协”而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这位孤立无援的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德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2年的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的南京（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在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