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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字次卿,菑川国薛县人,西汉丞相。年轻时为薛县狱吏,因罪免职,以放猪于为生,学习《公羊传》,授博士。奉命出使匈奴,不合圣意,因病免归。待诏金马门,出任左内史,迁御史大夫,说服汉武帝专奉朔方郡,停止东海和西南夷的战事。成为汉朝首位布衣丞相,册封平津侯,是西汉建立以来,首位以丞相封侯者,开启“以丞相褒侯”的先河,打破了以贵族为主的统治阶层的封闭性。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学的推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时,因病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去世,终年八十。
公孙弘,出生于菑川国薛县,年轻时曾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因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到海上去牧猪为生。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公孙弘同龄的贾谊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迁为太中大夫之职。汉文帝喜好刑名学家之言,然而在贾谊一系列的建议下,开始慢慢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且初设博士。四十余岁的公孙弘拾起书卷,开始学习《春秋》杂说,并最终选择《公羊传》研习。汉景帝时,专门研究《公羊》的博士胡毋生,因年迈回到家乡齐地教书,公孙弘曾多次向他请教学问。
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这次举荐之中,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介给长安朝堂。来到长安后,遇到同被举荐,且以研究《诗》而闻名的辕固,辕固当时已经九十余岁。公孙弘出于对长者的敬重而不敢直视辕固,辕固因此对公孙弘说:“公孙先生,您务必要按照儒家思想来事君,不要歪曲自己的学术来投世人之所好!”后来,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
公孙弘赋闲在家的数年内,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因威胁到贵族的利益而宣告失败。其后,武帝又多次下诏要求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在举贤诏下发之后,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公孙弘推辞说:“我曾经西入函谷关应天子之命,因为无才能而被罢官回家,希望大家推选别人吧!”因为公孙弘学习《公羊》在郡国已小有名声,又曾恭谦谨慎的孝顺后母,在后母去世后更为之守孝三年,故而菑川国国人一意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
公孙弘来到长安后,在太常官所待命。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并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的意见,不制造无用的器物,不夺民时妨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到相应惩罚,贤良者得到相应奖赏”这八条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最后以应“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武帝看后作册书问公孙弘:“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武帝听后为公孙弘的话感到诧异。
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武帝为此深感忧患。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武帝却并不认同。